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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我國最早的圖書，不得不從文字的起源說起。我們都知道定義一個古文明需要三個硬性條件，文字的使用是其中之一。中華文明成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離不開漢字的出現和使用。我國對于文字漢字起源的記載有很多，但最為具體的是來自東漢文學家許慎的《說文解字》，他在書里邊告訴我們，上古三帝的黃帝派他的史官倉頡去造字。倉頡呢，先按照鳥爪、獸蹄各類不同的踏痕來進行設計形象符號，稱之為“文”，再在“文”的基礎上附之以“聲”，形聲相益，才稱之為“字”。 當人們有意識地將文字記錄在各種載體上，表達思想，互相交流，那么書籍就產生了。 在我國的上古傳說中，有兩個關于書籍的傳說，叫“河圖洛書”。相傳上古伏羲統治天下的時候，有龍馬從黃河中浮出，背負河圖獻給伏羲。伏羲依照河圖畫成八卦，成為后來《周易》的來源。又傳大禹時，洛河中浮出神龜，背馱“洛書”獻給大禹，大禹按照洛書所述，治水成功，隨劃天下為九州，又依此制定九章大法來治理社會，流傳下來的篇目收入《尚書》之中，這就是“河圖洛書”的故事，是不是讓我們對于上古傳說中的書籍產生了很多美妙的聯想！那么我國歷史上真實存的早期書籍是什么樣的形式呢？按照文字書寫材料的不同，我們大概把書籍的早期形式分為甲骨文獻、金石文獻、簡帛文獻等。 商周時期，人們會把文字刻在龜甲或其他獸骨上，用來記載宗教、戰爭、天文、祭祀、田獵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文字我們現在稱之為甲骨文，而記錄這些文字的甲骨我們稱之為甲骨文獻，它代表了我國圖書館的一種原始形態。甲骨文是在1899年王懿榮發現的，王懿榮對古文字研究造詣頗深，當看到家里的一味叫“龍骨”的中藥材上的刻劃痕跡時，他敏銳的察覺到這極有可能是上古文字。隨后他收集了大量的“龍骨”，并進行了深入研究，把研究結果公布于眾，在社會各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甲骨文被披露以后，直至1908年，由羅振玉親自考察，最終確定甲骨文獻出自河南安陽小屯。從對發掘的甲骨文進行研究發現，夏商周三代以前已經出現甲骨文，最早可以斷代到4500至5000年前。 青銅器的使用是古文明的第二個特征。我國的青銅時代始于夏朝，隨后青銅冶煉技術不斷發展，商中晚期已經出現鑄有銘文的青銅器；到西周時期，禮樂文化和制度日益完善，青銅器更多的已成為祭祀、朝聘、宴饗等禮儀活動中的禮器，這些禮器之上多數會出現較長篇幅用來記錄重大事件的文字；春秋時期的青銅器銘文內容偏向簡單化，戰國時期只有少數青銅器上有簡單的文字。這些或鑄或刻的文字我們稱之為“金文”。相比較甲骨文獻，青銅器銘文所起到的書籍作用更加明顯，也應稱之為我國原始圖書典籍的一種。 簡帛文獻就是把文字寫在竹簡或者玉帛上的“書”。嚴格說來，寫在簡牘和絲帛上的文字以及由此形成的文獻，可以視為真正意義上的書籍了。一根竹片或木片，稱之為“簡” ，將多根簡編連起來稱之為“策”，策略的策。加工后沒有寫字的木片稱為“版”，寫了文字的版稱之為“牘”。簡牘其實就是“簡冊”與“版牘”的簡稱。簡牘在西周時期已有使用，到春秋戰國時期使用更加普遍，秦漢時期，簡牘是主要的書寫材料，直至東晉末年逐漸被紙張代替。我們現在考古發現最早的簡牘實物是戰國時期的，信陽楚簡、云夢睡虎地秦簡、曾侯乙墓的戰國初期簡。《史記》中記載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韋編就是用熟牛皮繩把竹簡編聯起來，孔子讀書十分勤奮，編聯竹簡的皮繩斷了多次，所以韋編三絕現在用來形容人讀書勤奮了。可見，簡牘書籍都是用繩編連起來，為使用方便成卷的形式來存放，我們后世慢慢地也就沿用“卷”來作為書籍的單位名稱了。 帛書就是寫在絹、繒、縑、帛上的文字，也成素書。現存最早的帛書實物是1942年在長沙東郊楚墓出土的一件帛書，現存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帛書與簡牘相比較，絹帛輕柔，便于攜帶閱讀，它幅面寬闊，不僅可以用于書寫，還可用于繪畫，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就有彩繪和古地圖。但絹帛昂貴，只能貴族階級才有能力使用，所以它的普及程度遠沒有簡牘廣泛。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簡重而帛貴”的困擾會產生什么樣技術突破呢？這個問題將在后期講解。

1996年8月，第62屆國際圖聯大會上認定了一項“世界最早的圖書館”，你們知道是在哪里嗎？它就是位于河南省安陽市殷墟博物館內的YH127甲骨堆積坑。今天我們就來聽聽這“最早的圖書館”的故事。 我國商朝有個王叫“盤庚”，距今3000多年前他把商朝的都城遷到了殷都，也就是上期我們講到發現甲骨文的河南省安陽市小屯村。后來古書里把殷都稱為“殷墟”，《史記·項羽本紀》里就有“洹水南殷墟上”的記載。我國從1928年至1937年對殷墟一共進行了15次發掘，YH127甲骨堆積坑就是1936年進行的第13次發掘中被發現的。 “YH127甲骨堆積坑”這個名字是不是看起來有些怪？其實，“Y”代表殷墟，“H”代表窯穴或者灰坑，127是殷墟發掘的序號。安陽殷墟的考古工作窯穴類排序就排到了第127個。如果你現在去殷墟博物館參觀能會看到一個上口直徑為1.8米、下口直徑為1.4米的圓形大坑，坑底到地面高度為6米。這么大的坑，原來裝的是什么東西呢？其實原來裝的是堆積在一起的甲骨，這些甲骨就相當于圖書館內的藏書了。坑內的甲骨已經在1936年被考古學家整體運到了南京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者們對堆積在一起的甲骨進行清理和整理，用了半年的時間才整理完。整理的成果就是發現了1萬7千多片上面有字的甲骨，完整的龜甲骨就有300多版。殷墟15次的考古發掘一共發現2萬4千余片，這第13次的YH127坑的甲骨數量就占去了70%，數量是非常大的。 抗日戰爭爆發后，為了更好的保護國家重要的文物，當時政府動用了一定的運輸力量，把我國的重要文物運往西北內地進行保護。“最早圖書館” 里的“圖書”就從上海輾轉到了云南當時的省會——昆明。在昆明一年半的時間里，以董作賓為首的研究團隊拓印了有字龜甲，對甲骨進行編目，還對甲骨進行了很多方向的研究。后來又轉移到四川省一個叫李莊的山村里，在這里一呆就是四年多的時間，在這里對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殷歷譜》得到出版。這四年的時間里，很多的研究所、大學和博物館都來到李莊避難，李莊成為了當時非常重要的學術中心。 抗日戰爭結束后，這些甲骨再次被運回了南京，學者們對甲骨又陸續進行了兩年的研究，1948年學者們把第1至9次發掘殷墟考古中發現的甲骨拓本進行了出版，取名叫做《殷墟文字甲編》。隨后1948年冬天開始到1949年，YH127甲骨坑的甲骨先后被運到臺灣，同時還有一大批參與殷墟發掘的學者們也同時到達臺灣。他們有陸續的出版了《殷墟文字乙編》和《殷墟文字丙編》。目前YH127甲骨坑的甲骨存放于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里。 這些“圖書”為什么能受到如此珍視呢？因為它們為我們提供了很多了解商代歷史的重要線索，它們就像一把鑰匙，能夠開啟歷史大門，大門這面是我們，那面是兩千多年前的古人。通過研究發現，這些甲骨都是商王在祭祀時的占卜記錄，歷代商王幾乎天天在祭祀，事事都占卜。 占卜前先要整理出甲骨，對甲骨進行刮磨，使它們變得盡量厚度均勻、表面光滑，再對甲骨進行鉆鑿，這樣在接下來的灼燒甲骨時更容易出現橫向和縱向的裂紋。占卜正式開始，要在火上灼燒甲骨，同時有專職占卜的人一邊禱告一邊述說所卜之事。灼燒完后根據裂紋判斷吉兇。最后會把占卜要問的事情以及占卜的結果刻在甲骨上。這些甲骨最終有的會被有意識的收藏起來，有的就被廢棄掉了。YH127甲骨坑的甲骨就是有意識的用埋藏的方法收藏起來的，YH127的甲骨坑被好幾代商王使用，有些甲骨還是從戰爭前線被運回藏于坑中的。YH127甲骨坑被發現時最上面還有兩具尸骨，學者們推斷可能是當時專門負責管理甲骨的人，至于為什么會出現在甲骨坑中，這為我們提供了無盡的想象空間。 通過兩集的講解，我們不難看出，人類發明了文字后就要在一定的載體上使用文字以記錄身邊的重要事情，慢慢的就有了書籍的雛形，存放書籍的地方也就是圖書館也就慢慢的誕生了。在古巴比倫文明發源地——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也發現了他們用楔形文字所寫的泥版書聚集地，那也是最早的圖書館之一。可以說圖書館一直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發展。

我們了解了最早的圖書還有最早的圖書館，可以看出早期的“書籍”都是有官方來收藏的，這種形式一直從夏商延續至西周。在周朝王室專門藏書的地方叫做“龜室”“圖室”、“太史府”、“ 守藏室”等，專門管理圖書的人員被稱為“天府”“史官”。我們都熟悉的老子，就曾擔任過“周守藏室之史”，也就是老子曾擔任過周朝官府圖書館的管理員。 一直到了春秋時期，周王室衰落，各諸侯國開始爭雄稱霸，他們開始招賢納士，希望用不同的思想學說使自己富足強大起來，也就出現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社會氛圍。這段時期，原本屬于周朝王室的圖書和圖書管理人員也紛紛的被各個諸侯國網羅瓜分，甚至流落民間，私學開始興起。孔子作為第一個辦私學的人，除此之外，他也是我國歷史上有跡可考的第一位私人藏書家，而且據記載，孔子的私人藏書量還是很大的。　 孔子去世250多年后，秦國通過變法圖強，于公元前221年滅亡諸國后一統天下。丞相李斯向秦始皇建議禁私學、焚古籍，除了秦國史記外，其余諸國史記一概燒毀，除醫藥、占卜、農作書不禁，其余私人所藏的儒家經典和諸子書也一律燒毀。并下令三十天內不送所藏私書到官府的罰筑長城四年，聚談《詩》《書》的人斬首，是古非今的人滅族。這就是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中的“焚書”運動。 此時孔家從孔子已傳到第九代孫孔鮒，為了不使祖宗的儒學精髓著作付之一炬，孔鮒偷偷將《尚書》、《禮》、《論語》及《孝經》等一批經典著作的書簡砌于孔子故宅的墻壁內，然后自己跑到嵩山隱居去了。到了公元前154年，也就是西漢景帝三年，皇帝劉啟之子劉馀被封為魯王，即魯恭王。魯恭王在擴建宮室拆除原孔子故宅時，從墻壁里發現了這批儒家經書。與一般民間所傳的經書有所不同，它們不是用隸書書寫，而是用蝌蚪文寫成的。于是人們便把這些經書稱之為“孔壁古文”，孔鮒至死都沒有吐露的藏書終于重見天日。民間相傳，魯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時，忽聞天上傳來絲竹金石之聲，六律五音之美，隨后就發現了大量的古書典籍。 魯壁藏書被發現之前人們一直沿用著一套《尚書》。這套經書是一位名叫伏生的秦朝博士傳出來的，這里的博士可不是現在的博士研究生，它是一種自秦朝制定的一個官職。當時秦始皇下詔燒詩書的時候，他將《書》藏在墻壁里。后來兵亂，他流亡在外。漢朝建立以后他回到家中，檢查所藏的《書》，已失去數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他就把這二十九篇的《尚書》私自教授給一些弟子。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時他已九十多歲，不能遠行到京師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錯登門求學。通過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書》流傳開來。這就是東漢以來所謂《今尚書》或《今文尚書》。 魯壁藏書被發現后，由于語言和字體的理解起來有困難，所以便一直壓在皇家圖書館里。到漢成帝時，一對父子劉向、劉歆先后在皇家藏書館里對藏書做校對的工作。劉向開始用《古文尚書》校勘今文本子，校出很多今文版與古文版之間很多不同的地方，甚至劉歆還想將《左氏春秋》、《古文尚書》等書籍列為經典書籍，引起了當時很多博士的反對，為此劉歆還寫了很長的信與他們爭辯，這便是所謂今古文之爭。這場辯論一直從西漢到辯到了清代，持續了近兩千年。 在金代的時候，人們為了紀念孔鮒藏書，在孔廟里孔子故宅內修建了“金絲堂”，明代弘治十三年重修孔廟時，又將“金絲堂”遷往孔廟西路，而在原址上建起了“詩禮堂”，后來又在詩禮堂之后故井旁增建了魯壁，作為紀念孔壁藏書的象征性遺址。如果你有機會到山東省曲阜孔廟參觀的話，可以在孔宅故井旁看到一面紅墻琉瓦、形同照壁的古墻，赫然屹立于故井東側，其前立有一碑，上鐫刻隸書“魯壁”二字，魯壁的“壁”字由上下結構寫成了左右結構，而且“壁”字的“土”中還多了一個點，表明“墻壁藏書”的寓意。在雄偉壯觀、鱗次櫛比的孔廟古建筑群里，這面墻既不宏偉，也不高大，但在儒家文化的發展史上，卻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它是被后世學者譽為儒家文化擋風墻，是我國典籍流傳文脈不斷的見證，也是我國私人藏書史上的一段佳話。

我們在《最早的圖書》一講講過，春秋戰國直至兩漢時期普遍應用文獻形式是簡牘，現在考古發現最早的簡牘實物有戰國時期的信陽楚簡、云夢睡虎地秦簡、曾侯乙墓的戰國初期簡，兩漢時期的居延漢簡，三國孫吳紀年年簡等。今天我們說一說“云夢睡虎地秦簡”。 云夢睡虎地秦簡是印證秦代一段歷史的實物典籍。1975年，考古學家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發現了一個秦代墓葬群，其中編號11和編號4的兩個墓葬里發現了竹簡，在11號墓里發現了1155枚，4號墓2件。這1155枚的竹簡的主人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前夕秦國安陸縣一個基層官吏，名字叫“喜”。 他從軍參加過多次戰斗，到過秦的幾個郡縣，親身經歷了秦始皇親政到統一六國的整個過程。喜把所經歷的重大事件記載下來，寫成了《編年紀》。他任縣令時史，工作筆記記得非常仔細，他把與工作有關的行政管理與“治獄”方面的律令條文都抄錄下來，為后世記錄了秦朝統一前后所使用的刑事、經濟、民事和官吏管理等法律條文。這些法律條文肯定不是秦朝的全部法條，應該是常用法律條文，還有一些刑偵破案的方法、醫學著作和占卜用書。云夢竹簡出土之前，我們從史書上只知道商鞅變法，但是這些變法思想是通過怎樣的形式來進行的，我們是無從知道的。云夢竹簡出土后，可以很詳實的看到當時的情況。 這些竹簡分門別類的的記載著很多老百姓生活生產中會遇到的法律規定，即便從現在來看，秦朝的法律很多人性化的地方。“下及時雨和谷物抽穗，應即書面報告受雨、抽穗的頃數和已開墾而末耕種田地頃數。禾稼生長期下雨，也要立即報告降雨量和受益田地頃數。如有旱災、暴風雨、澇災、蝗蟲及其他蟲害等損傷了禾稼，也要報告受災頃數。距離近的縣，由走得快的人專送報告，距離遠的縣由驛站傳送，在八月底以前送達。”這想不想咱們現在的自然災害預警機制呢！“春天二月，不準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準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準燒草作為肥料，不準采剛發芽的植物，或捉取幼獸、卵，不準……毒殺魚鱉，不準設置捕捉鳥獸的陷井，到七月才解除禁令。”會不會想到咱們現在的“禁漁令”？很有自然環境保護法的影子吧？喜的記錄里還有很多關于秦國的徭役政策，比如徭役是有工錢的，有的徭役朝廷管飯；服徭役期間官府可以配發衣服；每戶不允許同時征調兩人服役，如果不按照律法規定同時征調兩人服徭役，主管此事官員還要被罰款呢；隨母親在官府做雜役的嬰幼兒，發口糧；服徭役時，男子的工錢高出女人25%，但是女人在做針織等女人專長的工作時，每工作一天和男人工錢一樣。 除了“喜”這位官員留下來的工作筆記以外，考古在4號墓里還發現了兩件竹簡，竹簡的內容是兩封家書。家書是這4號墓主人衷的弟弟黒夫寫給他的，衷的墓葬非常簡陋，陪葬品除了石硯和墨，就只有這兩封弟弟寫給他的家書了，估計是家人覺著這兩封家書對他非常重要吧。其中一封家書的大意是：二月辛巳，弟弟黑夫和驚再次給大哥衷寫信，家里應該還好吧？前幾天黑夫與驚在部隊里走散，今天才得以見面。給黑夫寄些錢，母親給我做件夏天的衣服送來。信到后，母親比較一下安陸絲布貴不貴，不貴的話一定要給我做整套夏衣，和錢一起帶過來。要是絲布貴，那就只多送點錢就行了，黑夫就在這里買布做衣服。黑夫就要跟大軍去淮陽了，攻打反叛的淮陽要很久，會不會受傷還不知道，希望母親給黑夫錢不要太少。收到信就要給我個回信，告訴我一下我們兄弟給家里爭的爵位，大王分發到沒有。替黑夫、驚問候姑姑姐姐、尤其是是長姑姑。此外，問問嬰記季，黑夫、驚和他說的事他到底定下來沒有......驚的新媳婦：妴（yuàn）還好吧？ 看到黒夫和驚寫給哥哥的信，他們關心家人，讓母親寄錢、買衣服，拼命為家人爭爵位，囑咐自己的新媳婦.....是不是覺得黒夫他們跟兩千多年后的我們也沒有太多的差別？ 甚至連這寫信的格式，都是驚人的相似呢。黒夫寫給哥哥的這兩封信是在秦滅楚過程中的一場戰爭前后。你們有時間可以去看看他寫的第二封信，或者有機會到湖北省博物館參觀可以看到云夢睡虎地的竹簡，相信看完兩封家書后，會把你帶到兩千年前的戰場上，去看看普通士兵的喜怒哀樂。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漠漠平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居延”出現在很多文人墨客的詩句中，用它來表達對祖國統一和建功立業的的渴望。在古籍《尚書》中，居延被描述為“弱水流沙”。實際上“居延”是匈奴地名的漢語譯音，它原是匈奴居延部的牧場。今天的居延地區是對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的泛稱，行政區劃上，上游屬甘肅省酒泉市金塔縣，中下游屬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這片區域東西兩側有沙漠和山脈的天然遮擋，額濟納河兩岸300公里的區域成為蒙古高原與河西走廊聯系的一條重要通道，也是匈奴鐵騎偷襲河西的主要通道。 我們腦補一下，漢朝經過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期國力逐漸強盛，衛青、霍去病等大將揮舞著刀槍征戰匈奴，將匈奴驅逐出河西，從戰略上來講居延就成為阻止匈奴南下的邊防重地。對于如何在這里設防以保衛領土，漢王朝想出了一項“移民戍邊”的政策，就是在這里進行長期的駐兵和屯墾。在居延要塞上修筑了邊塞防線和亭障等軍事附屬建筑，構筑起了完整的軍事防御體系，也從而積累了大量的軍事文件、屯戍文書等多方面文獻資料。由于自然環境干燥，使得漢簡在居延地區得以大量保存下來。 第一批居延漢簡被發現還有一個故事呢。20世紀30年代初，由中國、瑞典、德國、丹麥等國人員組成了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團成員瑞典學者貝格曼在一個山頂的烽火臺 和旁邊房屋廢墟下面，發現有院墻的痕跡。當他測量這個長方形墻體時，鋼筆掉在了地上。他彎腰撿鋼筆的一剎那，意外發現鋼筆旁有 1 枚保存完好的漢朝硬幣——五銖錢。于是，他開始仔細四處搜尋，不一會兒發現了一個青銅箭頭和另 1 枚硬幣……第二天，他們從最東邊開始挖掘，很快就發現了窄條的木簡。他們極為興奮的又開始四處搜尋起來，不一會兒就找到另幾塊保存更好的木簡。隨著考察、挖掘的深入，最后共計出土了1萬多枚漢簡，這就是居延漢簡了。這個故事被貝格曼記錄在他的《考古探險手記》上，誰會想到就是這支無意中掉落的鋼筆，引出了居延漢簡的發現呢。世上很多重大事件的發生就像居延漢簡被發現一樣，都是有很多偶然的小事件來引起的。 漢簡被發現后，考察團計劃將這批漢簡運到北平，貝格曼要求帶回瑞典，遭到劉半農、沈兼士、周養庵，以及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等眾多學者堅決反。因在考察團出發之際，雙方的協議中對發掘的文物歸屬作了明確的規定，凡是有文字的資料都要留在中國，因此，在眾多學者的據理力爭下，這批漢簡才被留在中國，我們不得不為這些學者的未雨綢繆感到驕傲。即便這樣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貝格曼帶走。20世紀50年代中瑞建交的時候，這批文物才回到中國，這是后話了。這第一批被發現的居延漢簡最后落定在臺灣，還有很多的故事，我們會在居延漢簡的番外篇講給大家。 第二批大規模發現居延漢簡是1972年至1976年間。甘肅省居延考古隊在額濟納旗境內進行發掘，獲得漢簡16000多枚，現存于甘肅省簡牘博物館。后來在1999年2002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額濟納旗漢代烽火臺遺址進行考古調查清理，出土漢簡500余枚。2010年至2013年，額濟納博物館、阿拉善博物館采集漢簡共計500余枚。 這些承續千載文明的居延漢簡遵循就地取材原則，幾乎都是木簡，種類有律令、古籍、遣策、詔書、文書等，對研究漢代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文化、法律、民族以及社會生活狀況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居延漢簡的書寫者多是當時戌守邊疆中下層官吏和士兵，也有一些西行的商人，但是書法帶有飄逸淳樸的自然美，率真而富有趣味性。居延漢簡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漢字形體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因此為研究漢代隸書藝術以及草書藝術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最為真切的范例。如果隱去居延漢簡的文物身份和我們考古式的眼光，居延漢簡更重要的是跨越時空壁壘，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個存在過的真實生命的氣息、態度、能量，喚起我們對于整個人類歷史、藝術史的敬畏和思考，這也是人們對居延漢簡心向往之的另一個原因所在。

書院是我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教育機構，通俗的講相當于現在的大學，為了方便教學、更好的傳播思想，書院都非常重視對各種書籍的收藏，而且還很重視藏書的管理和保護，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嚴格的藏書管理制度。古代書院藏書與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和寺院藏書一起構成了我國古代藏書四大體系，書院藏書獨特之處也成為今天我們談論中國圖書館發展歷史時繞不開重要部分。我們將用三講的內容來講一下古代書院。 白鹿洞書院位于江西廬山五老峰，據記載唐代洛陽人李渤和哥哥李涉兩個人在此隱居讀書，李渤養了一只白鹿而被稱為白鹿先生，這個地方就被叫做白鹿洞了。唐末時期的王貞白有一首《白鹿洞》的詩，“讀書不覺春已深，一寸光陰一寸金”，寫出了當時在白鹿洞求學讀書不倦的情景。而后南唐李氏朝廷，曾在此辦“廬山國學”也稱“白鹿國學”，與金陵（今南京市）秦淮河畔國子監齊名。到了宋朝，興起大規模的科舉考試，這激起了很多人想通過讀書求取功名的愿望，求學的人多逐漸多起來；同時國家朝廷也提供資金、書籍等很多支持，所以“書院”在宋朝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白鹿洞書院就是在北宋初期建立起來，到南宋才真正步入正軌的。 白鹿洞書院的興盛，離不開著名的理學家朱熹。朱熹在南宋多次推辭掉皇帝給他的官職，后來不得不接受“南康軍知軍”任命，“南康軍”是管轄著三個縣的行政區域，“知軍”是這個區域管理地方軍隊和民政事務的官。朱熹當時的辦公地點就在星子縣，也就是廬山所在地。朱熹巡視到白鹿洞書院，看到書院破敗不堪，惋惜不已，他先后多次向朝廷上奏希望能夠重辦白鹿洞書院。他的努力沒有白費，白鹿洞書院重新開辦起來。朱熹親自制定學規和教規，招收學徒，親自講課，開展教學活動，征集了很多圖書充實到書院的藏書中。朱熹還廣邀著名的學者到白鹿洞書院講學，開創了書院“講會”制度的先河。這其中最有名的是他邀請了陸九淵來到白鹿洞書院為學員講學。朱熹還特意把陸九淵所講內容刻石立于院門。白鹿洞書院的學規和朱熹開放的辦學思想讓白鹿洞書院成為了當時“天下書院之首”。胡適就曾盛贊過白鹿洞書院，他說“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書院，是中國書院的‘四大祀宗’之一，朱熹親定的《白鹿洞規》‘簡要明白，遂成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明代書院得到重建，解縉、王陽明、李夢陽等都來講學，尤其是王陽明帶著他的學生到白鹿洞書院講學，再使白鹿洞書院名震天下。直至清末白鹿洞書院都有或大或小的修建。 白鹿洞書院的藏書主要來自朝廷賜書、官府購買、社會捐贈和書院自辦。朝廷賜書數量不多，更多的是為白鹿洞書院帶來的榮耀和社會地位。宋趙光義曾把國子監所印儒家九經賜給白鹿洞書院，清康熙、乾隆也都向書院御賜過儒家經典。官府購買的圖書主要是利用權利范圍內動用公款為書院購買，或者上級撥款購買。社會捐贈主要是一些官員或文人向書院捐贈的圖書。這里重點說一下書院藏書的另一個重要來源——刻書。清順治時期，蔡士英撰寫的《白鹿洞洞規》最后一條提到“刷印紙張銀十兩”，就是用于刻書的經常性支出。書院刻書不僅刻制與教學有關的講義，還刻其他書籍，比如刻書院學派特點的學術新著、書院志、學規以及學生較有見地的文集。 白鹿洞書院的藏書主要圍繞教學內容以通行的經學、史學著作為主，并設有專門的藏書樓和人員對圖書進行管理。白鹿洞書院藏書有明確的關于藏書保管保存和補充的細則，初步形成借閱制度，包括借閱藏書的登記制度，利用票據對借閱活動的限制和懲罰制度。雖然書院藏書沒能保存到現在，但僅被收入到《白鹿洞書院志》里的完整的藏書書目就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研究價值。 現在的白鹿洞書院山林環合，風光綺麗。從白鹿先生李渤開始，白鹿洞人文薈萃，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存。明清時期以石木或磚木結構建筑為主的建筑群，頗有清雅淡泊之氣；禮圣殿青瓦粉墻、恢弘莊嚴、清幽肅穆。書院存有歷代碑刻157種，摩崖石刻57處，其中有朱熹親題的“敕白鹿洞書院”、“枕流”和“釣臺”。近年來隨著國學研究的發展，白鹿洞書院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的目光，成為現代理學傳播的中心。當你有機會到廬山旅游的時候，一定要到白鹿洞書院看看。

在湖南省長沙市有一座山名叫岳麓山，岳麓山自古以來就是文化名山，歷史上建造過很多的道觀和寺院。在唐朝末年有個叫智璇的和尚帶著他的小伙伴在岳麓山上買地建了一個讀書處所。到了北宋時，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辦學的遺址上建立起了岳麓書院。我們現在看到的“岳麓書院”刻石就是宋真宗親手書寫用來嘉許當時的山長周式的。 南宋時期，著名理學家張栻主教岳麓書院，兩年后朱熹來訪，與張栻論學，舉行了歷史上有名的“朱張會講”，這也是這一時期岳麓書院最有名的故事了。據傳當時前來聽講者絡繹不絕，有人描繪說是“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意思是說“說馬太多了，把池水都喝干了”。這次會講，也推動了宋代理學和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岳麓書院在元朝被毀，明朝期間進行了多次復修擴建，基本形成了書院歷史上亭臺相濟、樓閣相望、山水相融的壯麗景觀，書院的講學、藏書、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現存建筑基本格局。清朝康熙及以后，對書院實行支持和鼓勵政策，康熙、乾隆先后為岳麓書院頒賜“學達性天”“道南正脈”等匾額，撥款作為學院辦學經費。清嘉慶年間岳麓書院大修，山長袁名曜為大門撰寫對聯，出“惟楚有材”句讓門生們應對，貢生張中階對曰：“于斯為盛。這是岳麓書院進門第一眼就能看到的那幅馳名中外的對聯的由來了。 岳麓書院在宋明清三朝得到過皇帝的賜書，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嘉賞，數量雖不多，但它可以增加書院榮譽，也增加了社會人士捐助的號召力， 因而具有特殊的意義。岳麓書院的藏書很重要的一部分來自公款購置，尤其是清朝以來，政府撥公款購書有多項記載，購書數量也很多。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捐獻是岳麓書院藏書的另一個個重要來源。在明代，為了豐富書院的藏書，岳麓書院還專門制定了一個《岳麓書院捐書詳議條款》，動員地方文武官員士紳學子捐置書籍。有一個叫善慶積的院長積極著手恢復書院藏書。他自己出資為書院捐置了近千卷的圖書，山長帶頭，其他各地仕紳學子聞風而動， 紛紛將自己收藏的圖書捐出， 或者直接捐銀兩。社會人士的捐置書籍是岳麓書院后期藏書的主要來源。社會各界人士藏書內容多樣，而且很多學者都是捐出自己的學術著作，很自然的岳麓書院的藏書內容多樣起來，很多最新學術成果大大活躍了學院師生的思想和學術水平。 有了豐富的藏書， 在實際工作中，自然就要摸索制定相應的圖書管理制度。岳麓書院設“典守”以守護書籍，后來慢慢地從圖書的收集、整理、編目、流通借閱和保管等各個方面開始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備的圖書館管理制度。書院有一套管理班子的制度。監院是負總責的，相當于現在的圖書館館長；下面設有“書吏”，管理編目借閱，這一職務相當于現在圖書館好幾個部門的職責了；御書樓“看守”， 掌管鑰匙，翻曬書籍等， 另外在新老監院交代時， 還添設“監交”一名， 人員很少， 但職責分明。 圖書的收集登記有一套制度。按照“殿版書”(國家出版物 )、私人“坊肆本”(民間出版物 )， 官紳士民私家藏書和“未刻” 之書(手抄本及手稿)等進行收藏，并且還對圖書進行整理編目，先是將新增加的書登記造冊， 并申報府官存案。登記時注明“頒發”或“ 征收”，標清書的來源。“征收”的書寫清楚某某人捐送。書名之下寫清楚幾卷幾本幾套， 某年某月某日收到， 這種目錄， 相當于今日采編目錄。登記結束后，每本書封面上蓋書院監院“鈐（qián）記”，相當于館長的印章，首尾兩頁則加蓋“岳麓書院藏書”圖記。 保管也有一套制度。比如“ 交代宜嚴”“看守宜嚴”等規定，就是為了防止主管圖書的監院以職權工作之便竊書，具體措施是書院監院上任時， 會有一名“監交”一起清點書籍， 然后申報主管部門。等監院離開書院需要與下一屆交代書籍數目， 數目如果不對， 那就要追查責任。“監交”與監院“各半分賠”，就是兩個人一起平分賠償金。 通過白鹿洞書院和岳麓書院藏書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出古代書院在藏書、管書、刻書、刊書等各方面，對推動當時的文化發展居功至偉，在古代藏書史上流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為我們留下了深厚的文化遺產。

在石家莊市西南二十多公里，有一座歷史名山---封龍山。相傳大禹曾這里治水，把一條亂水蛟龍封于此山中，故名封龍山。早在中山國時期曾在封龍山南麓建飛龍邑，封龍山成了當時這一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趙惠文王時，他把原屬于中山國的一塊土地封給了公子元，這就是今天元氏這一地名的來歷。從漢代起，封龍山一直被作為名山、靈山、神山來祭祀。漢高祖時，先在這里設置了元氏縣，又在這里設置了恒山郡。后為避諱漢文帝劉恒的“恒”字，改恒山郡為常山郡，管轄18縣和４個侯國。東漢時期，常山郡的政治地位顯得非常重要，達到其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山上東漢時期的的眾多碑碣石刻就是當時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在《封龍山之頌碑》上記載“天作高山，實惟封龍，平地拔起，靈亮上通，嵯峨峭峻，高麗無雙，神耀赫赫，理物含光……”，幾千年的時光流轉，現在的封龍山依然呈現著昔日的涵養與巍峨。 封龍山還是我國北方古代書院密集區，西溪書院、中溪書院、封龍書院都坐落在封龍山的山巒之中，尤其是封龍書院更是歷來北方古代書院的代表。封龍書院第一位授業老師就是漢明帝的啟蒙老師李躬，被尊為常山三老之一。他得到當時的太守，一位著名的學者伏恭的鼎力支持，在封龍山的授業取得很大的影響。北宋時著名學者李昉投重資重修了書院，并正式命名為“封龍書院”。不久李昉在封龍山的北坡修建了中溪書院，后來又有一位學者張著在封龍山的西峰建立了西溪書院。至此，三大書院遙相呼應、教學相長，封龍山書院教育進入全盛時期。元代封龍書院空前發展，進入鼎盛期。河北欒城籍著名數學家李冶，結束了流亡生活，從山西回到老家，大部分時間都在封龍山度過。他潛心治學，誨人不倦。在鄉民及當地官員和著名學者的支持下，重修李昉講堂，重振封龍書院。李冶主持書院期間，在數學、醫學、天文學、音律學、道學等領域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把封龍書院建成了一所綜合性大學。后繼者安熙更是使封龍書院的影響力一度達到新的高峰。 在封龍書院教學立言的老師們都很有建樹。李躬是一代帝師，其學術地位和號召力不言而喻。李昉先后擔任過翰林學士、集賢殿修等職務，一生著作等身。他編著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本著作與《冊府元龜》被稱為宋代四大書。而李治可謂一代科學家，他對中國古代天元術（中國古代求解高次方程的方法）進行發展創新，編撰的《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部天元術著作，奠定了他十三世紀世界數學史和中國自然科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李冶所創立的天元術代數，方程已經算到六次方，不僅是中國古代獨創的半符號代數的重大發展，而且比歐洲代數的產生至少早300年左右，在當時世界數學史上俱有尖端地位。相比較對儒學、程朱理學的弘揚發揮過重要作用的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封龍書院作為我國古代北方重要的教育基地，它是唯一一所我國古代集教學與科研一體的書院，科學精神是書院的靈魂之一。 封龍山自漢代有辦學活動開始，各歷史時期書院都在教育及學術名家的主持之下，承擔起了育人成材的重任，培養了為數可觀的專業學術人才和地方社會專門領域的有用人才，其中就有元曲四大家的白樸。白樸青少年時代生活在真定（現在的正定）。他曾經在封龍書院拜李治為師求學讀書，這期間他創作了著名的《梁山伯與祝英臺》。據元氏民間傳說，梁山伯為南佐人，祝英臺長村人，都在元氏山區，離封龍書院不遠。白樸根據封龍書院和當地的傳說創作出《梁山泊與祝英臺》是合乎情理的。白樸的這部創作先在真定公演，中年時又將劇本帶到南方，在金陵（現在的南京）公演，數百年來，廣為流傳。 現在封龍書院的恢復建設初具規模，建筑風格以書院最為鼎盛的宋元時期為主，“藏書閣”坐落在整個書院的最北側，旁邊就是封龍書院留存下來的墨池和蒙泉，西側即為讀書洞。蒙泉、墨池及讀書洞作為封龍書院的原始遺存，與復建后的書院融為一體。現在的封龍書院雖然無法企及昔日的輝煌，但封龍書院教學研的科學精神作為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留給了我們。

2014年國家圖書館典籍博物館成立后的首展中就有“敦煌遺書”。當佇立在這些古籍文獻前時，雖隔著展柜的玻璃，都能循著它們散發出來的氣息去尋找大漠孤煙里敦煌的盛景。千年來黃沙成丘、駝鈴聲聲的敦煌作為古絲綢之路上要塞，經濟的繁榮帶來了西域珍寶、北方駝馬，帶來了各國的使臣、商賈、僧侶。公元366年也就是東晉時期，一位叫樂尊的僧人看到三危山上金光萬道，他認為這就是佛光顯現，此地是佛祖的圣地。于是樂尊決心在這里拜佛修行，便請來工匠，在懸崖峭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隨后經過北魏、西魏和北周，在統治者及王公貴族們的支持下，發展較快。隋唐時期，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和統治階層的推崇，莫高窟達到鼎盛，僅武則天在位時期有千余個洞窟。歷史就這樣給我們留下了綿延1680米長的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被譽為“東方藝術明珠”，各個洞窟均是洞窟建筑、彩塑、繪畫三位一體的綜合性藝術。而今天我們著重講的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清末一個叫王圓箓的道士，雇人清掃第16窟甬道的積沙時，偶然發現了藏經洞，洞內像一座小山一樣堆滿了古代的經卷、文書、佛畫和法器！這些洞中寶藏被稱為敦煌遺書。敦煌遺書主要包括佛家經書和典籍文書，從當時留下來的照片看，藏經洞里的卷軸都是一卷一卷一層一層的堆起來的，數量大約為5萬件，其中經卷約3萬件，基本上全是手寫的。這些文獻最早寫于晉代，最晚的為宋末，跨了七百多年的時間。不僅數量巨大，多半又是孤本或者絕本，只此一件，可見它們的價值無法衡量。 在敦煌遺書中的佛教文獻中，許多是《大藏經》失傳的經文，有的抄本年代早，對后來的傳世本具有極其重要的校勘價值。有的經卷連印度原始的梵文本都已經失傳了，可見價值深遠。文獻中還有很多寺院里的文書和道教的文獻，都是過去不曾看見的。 敦煌遺書中凡是重要的儒家典籍幾乎全部能找到。這些早期的抄本從某些程度上就可以用來校對現在的版本。在這些古本書中還有一些著作，比如王燦的《晉記》、虞世南的《帝王概論》等都是第一次見到。至于其他非常豐富的地理資料以及大量的官家文書、世俗文書向我們淋漓盡致的展現了近七個世紀人們的生活全貌。 敦煌遺書還保留著珍貴的文學作品。許多白話詩、話本、歌賦等全部都是從未見過的。至少有數百首詩，包括唐代大詩人韋莊的《秦婦吟》都沒有收入到《全唐詩》。由于這些重要作品的發現，不得不說敦煌遺書大大擴充了中國文學的歷史寶庫。比文學更有價值的，還有大批的醫藥、天文、歷書、星圖、農業、科技、算數和兒童的啟蒙讀物。 敦煌遺書的文獻還有很多都是外文的，顯示了一千年前東西方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已經非常廣泛。除此之外，敦煌遺書的文獻每一個環節都有著珍貴的價值，這些文獻所用的紙都是千年古紙，每個字都是那個時代的書法真跡；還有一些刻版印刷品，可以說是現存最古老而在當時又是最先進的的印刷工藝，比如從藏經洞出土的唐太宗《溫泉銘》、劉公權的《金剛經》等都是如今能夠見到最久遠的拓本了。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后，敦煌當地的富紳沒人能識別洞內這批古物的價值，當時的清政府也沒能對其進行應有的保護。從19世紀中葉起，大批的外國探險家紛紛進入中國西部地區進行考察探險，他們一方面抱著搜尋財寶的目的，一方面又進行著科學考察。英國人斯坦因在王道士的引領下來到藏經洞內，他記錄到“卷子一層層堆積起來，在王道士昏暗的燈光下，它高足有十英尺，整個手稿近五百立方英尺”，他不慌不忙的從中挑選了二十四箱運回英國，現在這批文物都被大英博物館收藏。后來又來了法國人伯希和，他知道王道士不會讓他大量的帶走，所以以每天一千卷的閱覽速度，從中篩選了十箱精品以五百兩的價格從王道士那兒買走，運往法國。遠不止如此的是，除了這些文獻，他們還盜走了大量的壁畫等各種文物，想到這里，何其痛哉！何其痛哉！ 好在在伯希和的炫耀之下，羅振玉等中國學者知道了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里還有上萬件遺書，這才開啟了我國真正開始保護敦煌遺書的序幕。劫后余生的大部分遺書被清政府運至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也就是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這才有了國家典籍博物館開館首展為我們展示的敦煌遺書。

在我國古代大規模的圖書收藏和整理主要還是有由國家設置的專門的圖書管理部門來進行的，也就是官府藏書。在西漢時期隨著國家國力的強大，先后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圖書征集活動，西漢官府藏書規模達到極盛。試想一下，面對很多的藏書，如果書籍歸放不合理的話，想找本書來看就變成了很不方便的事情，一個合理的、可以讓找書簡單化的書籍排放方法，也就是提出一套書目分類法就成了急需的事情。 漢成帝、哀帝的時候，有一對父子劉向和劉歆，是不是對他倆人名字感覺很熟悉？在《魯壁藏書》中講過，正是這對父子受前后兩任皇帝的指派對皇家藏書進行校勘整理的時候，得到機會看到魯壁里的藏書，從而引起近兩千年的古今文之辯。這對父子還有一個重大的貢獻，兒子在父親著述《別錄》的基礎上寫成了《七略》，把書目分成“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六類，成為我國目錄學的奠基之作，對后世編輯書目規律、原則和模式有重要影響，標志著我國古代圖書分類法真正產生。到了東漢，班固將《七略》改編為《漢書·藝文志》，成為我國古代圖書分類研究的重要文獻，在我國歷史文獻學上有重要地位，在《別錄》與《七略》皆失傳的情況下，它就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最有價值的圖書目錄。 這種圖書六部分類法延用了二百年之久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隨著當政者對于藏書的重視、官府藏書的增多、文人輩出著述繁多以及道教、佛教等宗教藏書的出現，原來的圖書六部分類法已經不能適應當時的實際需求，從“甲乙丙丁”到“經史子集”的圖書四部分類法就初步形成了。到了唐朝初期時，唐初魏征編撰的《隋書·經籍志》，將圖書按照經、史、子、集進行分類，將圖書分為四部四十類，另附佛道二經，十五類。由此，中國圖書分類法完成了從六分法向四分法的過渡，從此“經史子集”的圖書四部分類法成為以后千年來中國古代圖書分類法的“永制”。即便是到現在當我們在網絡平臺上選購古籍圖書的時候，也還是按照“經史子集”進行分類的。 那么按照“經史子集” 的圖書分類法圖書又是怎么分的呢？經部是指儒家學說，儒家經書開始有五部，即詩、書、易、禮、春秋，稱為“五經”。從唐代到宋代，形成了我們熟悉的“十三經”。 史部是指記載歷史興衰治亂、各種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的史書，也就是所說的“正史”。我們一般以司馬遷的《史紀》為中國正史的開始，以后幾乎每朝一史，共有二十四史。子部是指記錄諸子百家及其學說的書籍。春秋戰國之際，學者輩出，百家爭鳴，哲學、法學、醫學、算學、兵學等十分發達。每家著書一種。 集部指凡歷代作家的散文、駢文、詩、詞、曲等集子和文學評論著作，均歸入此類。屬于一人所有的稱為別集，匯選若干人的作品稱為總集，有關詩的集子稱為詩集。 其實即使四部分類法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時代也不是說沒有任何新的圖書分類出現的。南宋鄭樵就曾作過書目十二部分法的大膽創新。到了明代也出現了一批不采用四部分共的目錄。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國兩個時期，西方文化分兩次集中傳入中國，帶來了很多的西方翻譯過來的書籍和西方科學技術很多分支的書籍，清末張之洞撰《書目答問》、民國梁啟超編《西學書目表》都對當時西方科學類書籍嘗試進行書目分類。 圖書分類法經過一段的過渡時期，到1971年我國開始編制符合社會知識結構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先后出版了五版，目前全國的各類圖書館以及書目檢索等數據庫都是以這部分類法為標準。它采用漢語拼音字母與阿拉伯數字相結合的混合號碼，用一個字母代表一個大類，以字母順序反映大類的次序， 大類下細分的學科門類用阿拉伯數字組成。比如你要到河北省圖書館借閱《中國圖書館史》這本書，在檢索機上輸入書名，查找到索書號是G259.29/44:1，是因為《中國圖書分類法》中，G類是“文化、科學、教育、體育”，在這個類別下的第三類即G2子類為“信息與知識傳播”，這個子類下第六類即G25為“ 圖書館學、圖書館事業”類，以此類推。根據索書號到相應的書架上按照次序就可以很快找到這本書了。 從古代到近現代，圖書分類法的演進過程是每個時代知識積累演進的過程，只要社會的知識結構不斷更新，圖書分類法就不會停止演變的腳步。

在邢臺市開元寺里保存著一個通高七米多的經幢chuáng，經幢簡單說來就是刻著佛經的大石柱子。這個經幢可是國家重點保護文物，直徑約1米，幢身有十六面，在幢身上部有蓮花花瓣。每一匝蓮上都刻著一尊坐像，形態莊重安詳。幢身刻有老子《道德經》。據《邢臺縣志》載，經幢上的文字是唐代大書法家褚遂良所書，極具歷史價值。因為經幢建于唐代，橫斷面為十六面形，所以大家把它稱作為唐十六面經幢。 除了這個唐十六面經幢，開元寺里還有一個寶貝，那就是后梁尊勝陀羅尼經幢。這個經幢藝術價值非常高。我們先來看幢體：上置寶蓋，角飾饕餮環綬，口中系有瓔珞八垂，每一組瓔珞垂幔上面都高浮雕著一組文殊、普賢及立佛人物，共有八幅。幢體飾有構圖雄壯，氣勢弘大的盤龍，周圍環繞著彩云。以上是底座。經幢的第一層近兩米高、刻著《大佛頂隨求尊勝陀羅尼經》經文。第二層同樣以高浮雕的手法雕刻佛像，有倚坐佛、持柳枝露瓶立式觀音等，都形象生動、別具一格。第三層的藝術處理手法可以用“完美”來形容：佛像主次協調頗具匠心。石蓋上面縷刻著復雜的云紋，云紋不僅采用了高浮雕，還運用了透雕手法，做工十分精細。第四層雕著四大天王和四力士。可惜現在經幢僅存下部兩層。 您可能要問，說了半天，這和圖書館有什么關系呢？這就來告訴您。在我國古代，藏書機構除了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和書院藏書以外，還有一類非常重要的藏書地點，那就是寺院、道館。上面提到的開元寺，就是一個現存的具有1300多年歷史的另類圖書館。 佛教自漢代傳入我國以來，迅速扎根、發展，大量佛經被引入，緊接著又出現了與之相對應的譯本、注釋本和專門論著，數量巨大。魏晉南北朝時期，幾乎所有的寺院都設有單獨的藏經樓閣，還都配有目錄，已經是相當成熟的藏書體系了。到了隋唐兩代，佛教的傳播得到官方的大力提倡，隋代有佛3985 所，寺寺有藏書，這是同隋政府極力推崇佛教，并用官費從事寫經、譯經事業分不開的。玄奘西游取經更是頂著“御弟”的名號，受到唐玄宗強力支持的。由于后臺硬、有本錢，寺院不僅藏有取回來的真經，也會收藏一些醫方、圖符等等的雜集圖書。您一定聽過白居易寫詩必須讀給老婆婆，老婆婆聽得懂才肯成詩的故事。如此重視宣傳工作、看中傳播效果的大詩人，就曾把自己的文集送到各個寺院去，想要乘一乘寺院藏書的東風。 紅火至此，寺院已經不滿足于僅僅收藏“寫本”（也就是今天的紙質書）了，他們開發了一種非常另類的藏書手段——刻石。將佛經刻在經幢、石碑上，以求萬世不滅，彰顯佛法的博大精深。刻了字，自然是配著畫更好。當時許多文人墨客也會爭相跑到寺院去畫壁畫，像著名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王維就是其中之一。只是當時的盛況我們已無緣得見。 從開元寺現存的“藏書”情況來看，刻石、壁畫的確比“寫本”更加容易保存，經過千年時光依然倔強的呈現在人世間。除了上面介紹過的兩個經幢外，開元寺保存著許多刻有佛經的碑石。寺中天王殿的四壁題滿了歷代名人詩詞。其中有一副草書題詩相傳是“八仙”之一的鐘離權（也就是漢鐘離）所作。其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愿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峰。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好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見得清平有幾人。”宋朝時還有人將這首詩刻在石碑上，使開元寺聲名大噪。 2013年，《邢臺開元寺金石志》出版，收錄了該寺全部石刻拓片。它們不僅是研究古代磚石建筑、書法、雕刻的藝術寶庫，還是研究古代佛教史的珍貴歷史資料。對于禪宗史學術研究非常珍貴。 寺院藏書隨著佛教的不斷發展而日臻完善，成為我國古代藏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經典及其他文獻，而且還注重對經書版本和內容的校定、整理，為后代的佛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翔實的資料。如此悠久而又翔實的佛經典籍，為我們理解中國古代文化進程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館閣”就是宋代的國家圖書館，其中的“館”是指三館，包含了昭文館、史館和集賢院；“閣”是指秘閣。宋代是一個十分重視知識的朝代，極其重視典籍收藏，重視學術發展。這就造就了一個“非常”的館閣。它采集文獻的方式非常獨特，成就了藏書非常豐富，它的“館員”素質非常高，依據館藏編纂了一批史學、文學、醫學等皇皇巨著。它對當時的私人藏書事業產生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直接培養造就了一批私人藏書家。 宋代剛剛建立時，雖百廢待興，國家依然在建立藏書體系上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首先收取了唐、五代時期沿襲的藏書，同時大規模地向天下征書與訪書。到處張貼告示征書，此外還派人到各地去訪查誰家有好的藏書。對于民間主動捐贈書籍的，國家有一些非常吸引人的措施。比如重金賞賜，每卷書千錢，整套捐贈的可以賞數十萬錢以上。如果捐贈的書籍質量很高，還可以擇優給捐贈人員一個公務員身份。另外，不想捐贈原本的，可以借給館閣或者在當地找能夠書寫的人謄抄。《麟臺故事》里記載“數年之間，獻圖書于闕下者不可勝計。” 經過一系列的努力，宋代國家藏書數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據《宋史·藝文志》等書的統計，兩宋300余年國家藏書近十萬部，11萬多卷。這其中還不包括數量成倍增長的副本圖書。 龐大的藏書體系需要專人管理，宋代負責借閱工作的人稱為“庫子”，借書時有嚴格的程序，首先填寫“單子”，然后經“監門”檢查后才能將書借出。由于借閱書籍的人多，國家圖書館的藏書散失嚴重。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就有“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的記載。到了北宋后期，外借書籍的損失更為嚴重。因此，政府規定只有集賢院的藏書可以外借，其余館閣的書籍不得借出，如有違反，私自借出則以法論處，借書的人也要受到處罰。 除“庫子”外，宋代還有一類非常重要的館員。他們負責為國家圖書館創制新的典籍。宋代早期館閣文士的工作以修撰前代史籍為主。藏書規模逐漸擴大之后，館閣文士就以利用藏書編纂新典籍為主。宋代的知識分子備受推崇，館閣文士又肩負著為國家著書立說的重任，所以當時館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洪邁的《容齋隨筆》也說:“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莫俊，然必試而后命，一徑此職，遂為名流。”就是說館閣文士的候選人都是有名的才俊，雖然捐獻書籍即可授予公務員身份，但是館閣文士的選拔卻要經過層層筆試和面試，一旦入選，就是如今網紅一樣的聲譽了。 館閣藏書數量大，質量高，館閣文士才高志遠，宋王朝充分利用了這兩點，發揮館閣藏書的重要作用和館閣文士的創造能力，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富有創新力的重要階段。宋太宗、真宗兩朝，由館閣文士先后編修成《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和《冊府元龜》四部大書，集中體現出宋初盛世修典的功業。之后宋代各朝都因循舊例，編纂了《實錄》、《寶訓》、《日歷》等萬卷，《開寶通禮》、《太常因革禮》等禮儀著作3300多卷，各代會要約1900卷，及其他各方面的典籍。著名歷史學家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寫到八卷后得到宋英宗的支持和重視，允許司馬光在館閣內撰寫這部巨著。司馬光利用這一機會參考查閱了館閣中收藏的大量典籍，為他完成《資治通鑒》這部皇皇巨著提供了幫助。 “非常”有力的藏書措施，“非常”給力的館員選拔。造就了宋代國家圖書館的實力強勝，推動了文化事業的整體發展，宋代文化成就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正如陳寅恪先生稱：“華夏民族之文化，歷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明朝天下未定，明太祖朱元璋就派大將軍徐達負責收集藏書、建立國家圖書館文淵閣。其后兩百余年幾經周折，明朝文淵閣連帶一朝文明，最終在李闖王的炮火中付之一炬。文淵閣可謂是隨著明朝的建立而建立，隨著明朝的消亡而消亡，與明王朝休戚相關，同呼吸而共命運。 洪武元年，1368年，文淵閣在南京建立。朱元璋繼續派人遍訪天下名書，充實書庫。經過三四十年的積累，到了明成祖朱棣時期，文淵閣中藏書可謂可觀。朱棣此時萌生了修書的念頭，修一部什么樣的書呢？原話是“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直言，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成一書，毋厭浩繁。”簡而言之，有史以來所有科目、所有類別的書都要收錄進去。定下了基調，朱棣親自著手組建了編輯部，主編包括明朝三大才子之一、內閣首輔解縉（另外兩位才子是楊慎和徐渭），還有一路輔佐朱棣登基的“黑衣宰相”姚廣孝，朱棣寵臣、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景等。當時的主編叫做“總裁”，這一幫豪華陣容的“總裁”領導了精英知識分子二十多人，另外召集了字寫得好的若干人，浩浩蕩蕩進了文淵閣，一應后勤事務全部被妥善解決，幾年間沒日沒夜、殫精竭慮地編書。先后參與編纂人員達2139名 其間，生生累死了好幾人。終于編成了一部《永樂大典》。全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共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三億七千萬字；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學、歷史、地理、語言、文學、藝術、宗教、科學技術等方面豐富而可貴的資料。這部巨制比法國狄德羅、達蘭貝主編的百科全書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書》都要早三百余年。所以，《永樂大典》不僅是我國文化遺產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所謂盛世修典，《永樂大典》的成書彰顯了明王朝的國力。其后不久朱棣遷都北京，在都城新建了文淵閣，開始了“南書北調”工程。南京文淵閣中的藏書（包括皇皇巨制《永樂大典》）每個版本“各取一部”，裝滿了百個箱柜，送至北京收存。此后經過不斷收集，據1441年編撰而成的《文淵閣書目》所載，其藏書近300種，已達 43200 余冊，估計在十萬卷以上。至此，明代文淵閣的藏書可謂達到鼎盛。 文淵閣做為國家圖書館并不僅僅只是藏書的場所，它也經常請名人名家舉辦講座。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太平天子”明宣宗朱瞻基。他經常到文淵閣講學，還自己寫了一本《文淵閣銘》記錄講學的盛況。那么聽講座的是誰呢？聽眾們多是高階的官員或者是等待晉升的高級知識分子。文淵閣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討論政事民生和培養儲備干部的政治職能。 1449年，南京文淵閣遭遇火災，所有藏書付之一炬。這件事并沒有得到重視，雖然士大夫們經常上書請求加強文淵閣的日常管理，但統治者們已無暇他顧。明代的文淵閣藏書管理開始走下坡路，書籍流失日益嚴重。萬歷時期，民間藏書樓中蓋著“文淵閣印”的圖書赫然在列。明朝三大才子之首楊慎，借了文淵閣的書也是概不歸還。再加上文淵閣全部采用木結構，防火措施不太完善，明朝中后期遭遇過多次火災。文淵閣的防潮、防蛀措施也并不到位，大量宋元珍本藏書被水浸、蟲蛀等現象很嚴重。萬歷年間文淵閣所藏書籍與《文淵閣書目》記錄相比已經“十無二三”了。 1643年闖王李自成在西安東征誓師，搖鼓吶喊“嗟爾明朝，氣數已盡！”最終攻破紫禁城。明思宗，即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景山。大明王朝終于落下帷幕。風雨飄搖中的文淵閣也于1644年在李闖王的怒火中灰飛煙滅。 幸運的是現在國家圖書館珍藏有善本書宋版《集韻》十卷，上面蓋有明文淵閣印。《永樂大典》也有零星存世，現在國家圖書館存有222冊，成為四大鎮館之寶之一。

上文提到的《永樂大典》是明朝永樂帝朱棣命令編纂的一部中國百科全書式的文獻集。被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今天我們說說這部鴻篇巨著的去向之謎。 永樂六年，1408年，《永樂大典》完成抄寫，全書3.7億字都是來自全國的書手們用明代官用的楷書——館閣體一筆一畫抄寫出來的。大典中所繪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精麗工致。可以說這是世界上部頭最大的手抄本。《大典》只抄錄了一部，叫作“永樂正本”，藏于南京文淵閣，后隨遷都移入北京。由于體量巨大，書成之后，永樂帝并沒有翻閱過幾次。此后的弘治皇帝和嘉靖皇帝對其頗為喜愛，尤其嘉靖帝，手邊常備著一兩冊，成了“案頭書”。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宮中突然失火，把嘉靖皇帝嚇得夠嗆。他命令大臣繕寫《永樂大典》副本，以備不測。當時選出謄錄、繪畫生員109人，可謂陣容強大。嘉靖皇帝要求完全按照正本的版式、行款等進行謄寫，而且要保證質量，稍有錯誤便需重抄。所以，《永樂大典》的正副本幾乎一致。此后《永樂大典》便有了兩個版本：永樂正本（或稱永樂本），嘉靖副本（或稱嘉靖抄本）。 十分蹊蹺的是，在重錄副本工作完成之后，正本卻不知從何時起不知去向了，至今仍是歷史之謎。史學家對正本的丟失產生了各種猜測，有人認為正本可能毀于李自成撤出北京，下令燒毀皇宮之時。有學者提出了一種有趣的說法，認為《永樂大典》正本已作為嘉靖皇帝的隨葬品葬入永陵地宮。他們認為，嘉靖當年急著要重抄一部副本，就是為他將來壽終正寢時以正本作為隨葬品做好準備。學者們經過細研究發現，《永樂大典》副本完成與嘉靖帝的喪葬大體是同時。嘉靖帝于1566年12月駕崩，1567年3月葬入永陵。也就是說，嘉靖帝死亡距下葬有3個月時間。要知道《永樂大典》有一萬多冊，而且每冊書長50.3厘米，寬30厘米，厚2厘米左右。如此之多的卷冊，放在那里就跟一座小山一樣，而在明代，并沒有現在的發達交通工具，他們只能靠馬車拉。為何嘉靖帝死后3個月才入葬永陵？大膽的推斷便是：在這段時間里，隆慶帝忙著把《永樂大典》正本放進永陵，以了卻嘉靖帝的心愿。但是對此也有人表示反對，因為從明朝的殉葬制度來看，是不太可能把大典帶進地宮的。 正本不知所蹤，副本雖然存世，卻是命途多舛。它的流散，則可稱為“國人之痛”。副本抄錄完成后，最初放置于皇史宬，就是明清兩代的皇家檔案館，后收于翰林院。這也為更多人能接觸到《永樂大典》制造了機會。到了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永樂大典》副本已有千余冊去向不明。清咸豐年間，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翰林院遭劫，《永樂大典》亦難逃厄運。清廷議和后，當時的北京外國使館林立。翰林院官員監守自盜，早間入院，帶一包袱，包一棉馬褂，晚間出院，將馬褂加穿于身，偷二本《永樂大典》，洋人花10兩白銀便可買到一冊。據統計，至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翰林院的《永樂大典》僅存900余冊。1900年，庚子國變中，翰林院被燒，副本多冊被焚毀或竊取。清朝末年戰火頻繁發生，朝廷無力保護剩余的《永樂大典》。它的流失，似乎已不可避免。到了近代，翰林院所藏的《永樂大典》殘本最終移交京師圖書館(即國家圖書館前身)，那時，數量僅為64冊。 今天，如果你走進中國國家圖書館，可以看到一張《永樂大典》收藏表。目前《永樂大典》散落在八個國家和地區的，三十多個單位和個人手中！在全世界范圍內公私所藏《永樂大典》僅８００余卷４００冊左右，也就是說，我們所能見到的《永樂大典》加起來不到原書的百分之四！百分之九十六的《永樂大典》不知下落！ 也有人推測，明朝隆慶帝在嘉靖帝入葬一個多月后，才賜賞《永樂大典》副本的抄錄人員，而副本究竟完成于何時，史無記載。這說明副本也許根本就沒有全部完成，而詭稱完成，從而造成副本的先天缺少。若果真如此，那真是我中華民族之大幸，因為總有一天，這些文化瑰寶會重現于世，而《永樂大典》正本的面世，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的研究將會起到劃時代的作用。

前面我們說過，中國古代有四大藏書體系，官府藏書、書院藏書、寺觀藏書和私人藏書。官府藏書大多興盛于朝代初期，泯滅在改朝換代的戰火之中。書院藏書和寺觀藏書都與官府的鼓勵和彈壓休戚相關。唯有私人藏書全憑“個人”之力，愛書之心自然不能少，還必須家有閑資，四處為官，還要懂點兒管理學，再就是世世代代都得守著這些貴重且沉重的“家珍”。難嗎？為什么一提到藏書樓，大家都會想到寧波天一閣，就是因為在這種種萬難之中，它屹然留存了下來，作為一種建筑，作為一種遺產，作為一種精神…… 天一閣是明朝士大夫范欽的私人藏書樓，范欽長期在地方做官，最后做到了兵部右侍郎，相當于國防部副部長。這都為他的藏書事業提供了得天獨厚的便利。退休后他把畢生收集的書籍都歸在天一閣，取自《易經注》“天一生水，地六承之”的意思。在建筑上采納“天一地六”的格局，樓外筑水池以防火。在書柜中放置蕓草防蟲，定期展開書柜曬書以防潮。范欽在保存藏書上可謂費勁了心思。然而，令天一閣百年留存的秘訣卻遠遠不在此。范欽為天一閣定下了十分嚴苛的規則：書不外借，書不出閣，外姓不予登樓，鑰匙分存于各房、子孫到齊才可開門。論“儀式感”，范欽做到了極致。但這還不夠，范欽去世之前將遺產分為兩份，一份是萬貫家財，一份是天一閣。范欽下了決心，若想讓子孫后輩承擔起保存天一閣的重責，就必須讓他們心無旁騖。唯有心甘情愿做那一樓藏書的苦行僧，才能真正子承父志，才能保證天一閣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留存于世。這一刻似乎是范欽生命中最理性的一刻，想必宦海沉浮、歷盡人間，他早就想好自己能留給子孫的最好遺產，既是冥冥中他也說不清道不明的中國歷史文化自覺。范欽的大兒子毫不猶豫得接過了重擔。至此，我國現存歷史最久的藏書樓、亞洲最古老的圖書館，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圖書館之一的天一閣，才真正拉開了沉重的帷幕。 天一閣存世四百余年間，留下了許多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傳說范家侄子范大澈十分想到天一閣去讀書，奈何叔叔范欽立下的規則甚嚴，不允許他登樓。一氣之下，范大澈開啟了自己的藏書事業，每有孤本、秘本，就專門請叔叔到家里做客，隨意地將珍貴藏書扔在桌上，供范欽翻閱。他還曾雇30余人專門幫他抄書。名震一時。還有關于范家兒媳婦的故事。鄞縣太守丘鐵卿的內侄女錢繡蕓，嗜好讀書，聽說天一閣內有大量珍本藏書，居然托人說媒嫁到了范家。然而天一閣不許外姓登樓，錢小姐郁悶至極，每天以繡蕓草（放在書間防蟲的一種草藥）排解憂思。還有關于范家的小偷的故事。江南書商覬覦天一閣的藏書，指使小偷上梁揭瓦潛入天一閣。白天渾渾噩噩，晚上偷書給在外接應的人。天一閣的藏書也因此損失大半。 以上的故事中，主人公都有點可笑、可憐、可愛（除了那位可恨的小偷）。但我常常在想，為什么范家人沒有故事流傳下來呢？他們似乎毫無個性，甚至可說，毫無人性，在這些略顯無情、略顯悲涼的故事中，沒有任何痕跡。他們身上所支撐著的是一種超越意氣、超越嗜好、超越俗情，因此也超越時間的意志力。這種意志力過于冷漠、嚴峻，過于不近人情，但天一閣就是靠著它延續至今的。 清代大學者黃宗羲曾寫到：“常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在風云變幻的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數以千計的藏書樓，但幾乎幾代后便書去樓空，蕩然無存，使一代代藏書家的苦心孤詣化為烏有，獨有天一閣歷經四百多年風雨，至今巍然屹立。是個人的冷峻，抑或文化的溫度，使它留存，傳承至今嗎？對此您又做和感想呢？

說起紀曉嵐大家都不陌生，通過影視作品，那更是家喻戶曉。紀曉嵐，名紀昀，字曉嵐，1724年生人，直隸獻縣人，就是今天河北滄州市人。清代政治家、文學家，乾隆年間的官員。 在深厚家學淵源的熏陶下，紀昀從四歲起開始讀書問學，以過目不忘、才思敏捷被稱為“神童”。24歲那年，他在順天鄉試中一舉奪魁。6年之后的京城會試中，高中甲戌科進士，從此步入鴻才碩學薈萃的翰林院。起初，他的仕宦生涯可謂春風得意，成為當朝文學重臣之一。乾隆三十三年，因向姻親走漏朝廷消息，紀昀被流放烏魯木齊“效力贖罪”。4年之后，他獲赦回京，重入翰林院。恰在此時，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四庫全書》的纂修正在乾隆帝的主持下緊鑼密鼓地展開，歷史的機緣把紀昀推向實現其人生價值的頂峰。 《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囊括了清朝乾隆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文史百科典籍。為了如期如愿完成大業，清廷特設四庫館，任命總裁主管館事，總裁之下又設總纂官，總攬編纂事宜；總纂官下設纂修官，分管具體書籍的編纂、審定以及輯佚、編寫提要、查勘違礙書籍等。又設總閱官、總校官總管各書的審定工作。此外，還設有督催官，分管督促編書、抄書工作。 參與四庫館修書者人數眾多，且多為乾隆時期第一流的學者。然而沒有一個能博古通今、眾望所歸的大學者總攬全局，也難成大業。因此，四庫館開設之始，大學士劉統勛，也就是劉墉的父親，大力舉薦紀昀擔此重任。紀昀以總纂官的角色，總攬纂修全局事宜。期間陸錫熊和孫士毅也曾任總纂官，但只有紀昀從始至終，夙興夜寐，殫十年之力于修書偉業。 各路人才都聚齊了，那就開干吧。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正式開始編修。 首先是向民間廣泛征集圖書。紀曉嵐本人就獻書105 種。 然后將收羅來的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以區分其性質，各纂修官先對分管書籍進行初步清理、甄別和考校，在此基礎上為每種書籍撰寫提要初稿，敘述書籍作者的生平事跡、內容要旨以及在學術上的是非得失，并注明該書應刻、應抄或應存等處理意見，集中送到總纂官紀昀和陸錫熊審閱，決定各書的錄存取舍。 最后，經過乾隆帝過目欽定之后，應收錄的書籍送至武英殿繕書處逐一進行抄錄。先后選拔了3826人擔任抄寫工作。為了保證進度，還規定了抄寫定額：每人每天抄寫1000字，每年抄寫33萬字，5年限抄180萬字。五年期滿，抄寫200萬字者，列為一等；抄寫165萬字者，列為二等。按照等級，分別授予州同、州判、縣丞、主簿等四項官職。發現字體不工整者，記過一次，罰多寫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賞罰分明，所以《四庫全書》的抄寫工作進展順利，每天都有600人從事抄寫工作，至少可抄60余萬字。 《四庫全書》汗牛充棟，人們查找閱讀苦于無從下手，紀曉嵐帶領的360名一流專家，分工協作，分類校閱，寫出提要，成為有體例、有組織、有見解、獨具特色的《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得到歷代學者的高度贊譽。 由于“四庫”工程“篇幅浩繁”，雖有校官把關也難免疏漏。乾隆偶爾翻閱，發現“訛謬甚多”，不禁龍顏大怒，陸錫熊和總校官陸費墀均不堪壓力，抑郁身亡。唯紀曉嵐帶領一干人年復一年地進行艱苦的重新審校。 終于，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紀昀等360多位高官、學者編撰，3800多人抄寫，耗時十三年終于編成。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共收錄3462種圖書，共計79338卷，36000余冊，約八億字。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庫全書》，下令分別藏于全國各地。 《四庫全書》的編纂，對保存和整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功不可沒。但由于《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種清朝官方行為，所以著錄的書籍有著嚴格的取舍標準。就在大規模征集圖書的同時，查禁的工作就開始了。各地督撫初審，四庫館臣復審，再由皇帝御覽，層層把關，嚴查濫毀。據不完全統計，禁毀書籍近三千余種，六七萬部以上，種數幾乎與四庫收錄的書相等。接二連三的文字獄一直與“四庫”工程同步進行著。往往一字不妥，片言可疑，即被封門抄家，株連九族。許多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書籍遭到摒棄。四庫館臣任意刪改書籍，也改變了文獻的原始面貌， 然而，我們還應當看到，《四庫全書》的編輯對傳統文化還有積極的建設性的一面。它是一次對古代文化的檢驗與總結，至今有相當一部分已成海內孤本，收藏之功不可小視。其后的二百多年，中華大地飽經戰亂，如無“七閣”藏書，古籍流失或許會更加嚴重。

話說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杭州丁氏兄弟的“八千卷樓”在當時那是馳名東南，名滿天下。其聞名不僅在于其藏書極其豐富，更因為他們兄弟對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搶救、掇拾、抄補和重建做出了異于常人的貢獻，堪稱澤惠后世，功德無量。 丁氏兄弟一個叫丁申，一個叫丁丙。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出身富商大戶，書香門第，藏書世家。他們的祖父丁國典仰慕本家先人藏書八千卷，在杭州梅東里造樓藏書，起名為“八千卷樓”。父親丁英繼承祖業，遍讀家中藏書，積累典籍數萬卷。丁申、丁丙兄弟二人淡泊名利，嗜學成性，酷愛藏書。經過三十年的窮搜博采，節衣縮食，聚書八萬卷。 我們都知道，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先后繕寫七部，其中三部藏于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 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攻占南京、鎮江、揚州，江南公私藏書飽受毀損。文匯閣、文宗閣二閣毀于戰火，片紙無存。太平軍兩次攻占杭州。兵火之余，文瀾閣倒塌，《四庫全書》大量流散。丁氏祖傳八千卷樓也毀于一旦。 1861年冬，太平軍攻入杭州后，居民紛紛出逃。丁氏兄弟也逃至城西避難。一天，丁丙在鎮上購物，發現商鋪包裹物品的紙竟然是《四庫全書》的散頁，急忙探查商鋪里的包裝紙堆，居然有數十冊《四庫全書》！丁丙看到《四庫全書》竟然這樣隨地散失，不禁大驚失色，心痛不已，于是決意四出搜尋。他們招集一些膽大的人，許以豐厚的報酬，并組織家人一起冒險乘夜黑之時搜尋撿拾，在道路間找到散亂遺失的散冊數十冊。他們在凌晨時躲過太平軍崗哨，潛入西湖孤山腳下文瀾閣，把狼藉遍地的《四庫全書》收集起來，捆成八百多捆。此時正是家父去世不久，就以修墓為名，冒著風險，晝伏夜行，肩挑背負，往返數十里，收拾文瀾閣殘籍，用馬車運出杭州城，暫存于佛寺，又輾轉運上海，妥為保存。1864年，戰亂平定，這些書籍又被運回了杭州，整理歸還了府衙，放置在府學尊經閣暫存。為更多收集流入街市的典籍，丁氏兄弟遍訪出售書籍的店鋪、市場，出資購求，先后共搶救出八千六百八十九冊劫后余生的《四庫全書》。 丁氏兄弟的事跡被上奏朝廷，光緒帝下旨，命其兄弟繼續搜尋失散的典籍，抄補缺失的內容，并負責重建文瀾閣工程。光緒六年（1880），文瀾閣重修工程開工，次年竣工。丁氏兄弟受到朝廷表彰。丁申被加封四品官銜，丁丙則拒絕了封賞，始終做了一個平頭百姓。 歸藏文瀾閣的《四庫全書》中內容完好的僅三百三十余部，于是抄補工作迫在眉睫。從1882年開始，丁氏兄弟組織人員，全面抄補文瀾閣《四庫全書。丁丙制定了相關章程、規范、步驟，并提出預算，獲朝廷撥款，專設了抄補局，啟動了工程。最多時雇傭百名抄寫手，用統一印制的仿照文瀾閣藏書樣式的紙張抄補。丁氏兄弟率先獻出家藏珍本，并向天一閣、抱經堂、壽松堂、恬裕齋、皕宋樓等各藏書處商借。前后七年，至1888年，共抄補殘缺的八百九十一種，此后，隨得隨補，至1898年，又抄補了三十八種，這樣新建文瀾閣《四庫全書》已與原閣書的數量相差無幾了。 丁申去世后，丁丙為繼承祖、父、兄遺志，重建藏書樓，正廳名“嘉惠堂”；樓上仍稱“八千卷樓”，以追念先祖創樓功德，收藏《四庫全書》采錄的刊本、抄本和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全唐文》等。后樓名“后八千卷樓”，收藏《四庫全書》未收的刻本、抄本。西樓名“小八千卷樓”，樓上專貯各類文史典籍、地方文獻的抄傳佳本、著述稿本、編校定本。樓下設善本書室，專藏頗具價值的宋元善本二百余種和明刻精本，合計二千余種。 丁丙去世以后，丁丙后人經營絲業不慎，造成巨額虧損，欠下很多債務。為解燃眉之急，丁氏后人無奈也準備出售藏書。此時皕宋樓藏書剛被日本強購不久。得此訊息，兩江總督端方深恐八千卷樓重蹈皕宋樓覆轍，為防止珍貴古籍外流，端方派遣與丁家有故交的江南圖書館總辦繆荃孫等人親赴杭州，與丁氏后人協商洽購，丁立誠代表家族，秉承先人以國為重、以私濟公的價值觀念，愿以低價七萬五千萬元出售藏書，從而避免了這批書流失境外。八千卷樓六十萬卷藏書分三批運送南京，入藏籌建中的江南圖書館。今天，八千卷樓藏書完好無損地保存在了南京圖書館。

清朝初年，浙江私家藏書傳承了明代遺風，逐漸形成以地域為特色的流派，比如虞山派有厚古薄今傾向，講求收藏宋、元刻本、抄本、稿本；浙東派則輕視古籍文獻，重視當代史料，和地方文獻，以天一閣為代表。皕宋樓主人陸心源承襲虞山派藏書的流風余韻，一生嗜書，收集的藏書多達十五萬卷以上，把搜求的宋刻元雕圖書專門貯藏在皕宋樓，名操一時，令世人稱道羨慕。 陸心源，浙江湖州人，出身富有之家，年少聰穎， 三十歲時已精通儒家經典。他博聞強記，不求榮華富貴只專注于典籍圖書，立志要讀遍天下之書，見到珍品，傾囊而購。他曾任福建鹽運使，十余年間竭力搜購宋元刻本，不惜重金，收獲頗豐。當時， 江南地區歷經太平軍攻占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兵荒馬亂，戰火連連，很多藏書紛紛散出拋售。陸心源先后收得上海藏書家郁松年宜稼堂藏書四萬八千七百余冊精本，以及河南、浙江、福建等藏書樓的十余萬卷藏書。為了安置這些圖書，陸心源修建了三座藏書樓：皕宋樓、十萬卷樓和守先閣，其中皕宋樓專門貯藏宋版書二百余種，元版書四百種之多，“皕宋”，意謂宋版書二百種，其中許多書《四庫全書》都沒有收錄；十萬卷樓則存貯明代以后的秘刻善本、名人手抄手校本等。皕宋樓與天一閣齊名，分居浙東浙西，各有千秋，難分高低。陸心源一生藏書，勤于研讀，皓首窮經，潛心著述，編校文集，臨終前囑咐后代保存好藏書，不要散失，希望以詩書傳家，子孫永寶。 然而，世運遷流，人愿難遂。陸心源去世后，由長子陸樹藩主持家政，經營湖絲生意。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北京，史稱“庚子之役”。身在上海的陸樹藩被公推為中國救濟善會董事長，為救援罹難同胞慷慨解囊，付出十萬余兩白銀。次年，陸樹藩又奉李鴻章之命，為助北方災民發放救濟糧，開辦醫療局，治病發藥，有“湖州善人”、“陸氏善人”美譽。但不久，由于日本的人造絲大量傾銷東南亞市場，江浙絲商無力競爭，紛紛倒閉，陸家在上海經營的繅絲廠也難逃厄運。陸家錢莊也隨之破產。遭遇不幸與打擊，債臺高筑，不得不變賣家中古董和家產來償還債務，但仍難以為繼。無奈之下，陸樹藩只有出售陸氏藏書以擺脫困窘之境。 消息傳出后，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曾赴京力勸管學大臣榮慶撥款收購，以充實籌建中的京師圖書館，但建議沒被采用。張元濟又與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商議，準備從當時僅有的四十萬元公司資本中抽出八萬元買下皕宋樓珍貴古籍，但陸氏要價價十萬元。就在商務印書館籌集款項時，日本三菱財團已捷足先登，以十萬八千元低價將皕宋樓藏書收購，用游船運往了日本，入藏東京靜嘉堂文庫。促成此事的是日本人島田翰。這個島田翰是日本明治時期著名書志學者，其父為漢學家島田篁村，在書志學、校讎學方面頗有才華。1903 年，島田翰初訪中國，利用其姐夫在京師大學堂任教等關系，與京城學界廣泛交往。后來他又赴江浙拜會中國學者，結識藏書名家，閱覽古籍善本。在丁氏八千卷樓，他不僅被允許登樓觀書，且破例讓他將珍貴圖書借回日本。 當陸氏因經營失敗，救災虧空，負債難以償還，準備出售藏書之時，島田翰見機不可失，遂慫恿陸樹藩，從五十萬元開始討價還價，最終壓至二十五萬元出讓藏書，自己可從中獲得豐厚的傭金。他先回到日本游說宮內大臣田中光顯，想讓宮內廳購藏，但未獲成效，又轉而向巖崎家族游說，終于說動了三菱財團第二代主巖崎彌之助。1907年，日本代表與陸樹藩在上海會晤，最終議定以十萬八千元廉價將皕宋樓、守先閣、十萬卷樓四千余部藏書售與三菱財團靜嘉堂文庫。島田翰對從中斡旋非常得意，視為為一大快事。得到皕宋樓舊藏后，靜嘉堂文庫一躍成為日本收藏宋、元古本數量最多的文庫，漢籍善本多達一千一百八十三種，其中宋、元刊本二百八十二種，更有一些中國國內已經絕跡的孤本。對于皕宋樓藏書棲遲海外、流入異域，中國學界無不疾首蹙額，扼腕痛惜。 民國以后，中國學者多次訪日，尋訪中華古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日恢復邦交后，赴日訪問靜嘉堂文庫的學者日漸增多，以慰平生一睹陸氏舊藏的渴望。當目睹墨色香淡、紙質瑩潔保存完好的宋、元版珍本時，無不感慨萬千啊。

被譽為“傳國之寶”的《四庫全書》，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清乾隆年間，為貯藏《四庫全書》，在北方修建四座皇家藏書樓，即北京故宮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沈陽故宮的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是為“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概不對外開放。后又抄了三部，書型略小，分倉藏在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杭州圣因寺的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對江浙士子開放。 這七大藏書樓，以“文”字為首，第二字多從“水”字邊，有象征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之意。具體到“文津閣”名字的含義，乾隆帝在詩中也寫道：“淵源如欲問，應自此尋津。”“文”諧音“問”，“津”是渡口之意，文津是文化的源流，也是問津的所在。 近代中國史，戰火紛飛，七大藏書閣現存四座，其中便有避暑山莊的文津閣。這座藏書閣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其營造方法和樣式是仿浙江寧波的“天一閣”，乾隆皇帝派大臣親往天一閣測勘，制成立體模型，列清大小尺寸，作為文津閣的營造依據。乾隆遵從祖訓、勤儉節約，建造文津閣時，所用磚、木、琉璃瓦等建筑材料大多就地解決，比如：木料是從木蘭圍場運來的，琉璃瓦是在承德的五窯溝燒制的，假山的黃石精心選自承德附近山上，石碑、碑座等石材采用承德隆化縣的鸚鵡巖。 文津閣坐北朝南，門殿、假山、水池、樓閣、花壇、曲池、山石、月亮門等依次排列，形成避暑山莊這個大園中一個獨具風情的小園。文津閣外觀兩層，內里三層。藏書樓的第二層，陽光不能直射；往上第三層，是連通一體的大開間，取“天一生水”之意；樓下一層為六個單間，象征“地六成之”。閣的四周有圍墻環繞，閣前是門殿、假山、水池；閣后還有假山；閣東南有配殿，閣正東有碑亭。文津閣建成后，在頂層檐下高懸一方立匾，上書“文津閣”三個大字，是乾隆御筆，此匾已經失落，現在我們看到的泥金雕龍橫匾是1954年重建之時由承德地方人士胡子襄所書。 　　古代藏書通常有“五害：火燒、蟲蛀、潮濕、霉變、日曝。文津閣樓體設計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閣頂主體使用黑色琉璃瓦，取五行之中水為黑色、水能克火之意；實際情形是，文津閣前后也有實實在在的水———閣前月牙池、閣后蓄水池，墻外又環水系。這樣也使文津閣內通常不會連續一周達到25℃以上。即便在炎熱的夏季，室溫也很少超過20℃，因此，絕少有書蟲能存活下來。文津閣選址地勢較高、幾無遮擋，且閣樓內外通風好，有效防止水汽滯留，干濕適宜，不致閣中書籍受潮霉變。文津閣的碧紗窗及向前突出的廊檐，可以濾除部分陽光輻射，減少紫外線對圖書紙張的破壞。 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纂修完畢，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共36304冊，分裝6144個書函，陳列擺放在128個書架上，共計79390卷。文津閣全書首頁蓋有“文津閣寶”字樣，末頁則有“太上皇帝之寶”和“避暑山莊”印。北四閣中，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建成最早，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抄成最晚，成書后由乾隆親校、總纂官紀昀三校，文本質量更勝一籌。而且，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是七部中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書一體存放保管，故其對其它幾閣的文獻補輯意義非同一般。 文津閣藏的《四庫全書》，于民國初年送京師圖書館，今天的國家圖書館保存，圖書館前的大街也因之改名為“文津街”。然而，被“釜底抽薪”的文津閣樓，卻沒有藏書一樣“好命”。民國期間，飽經戰亂的文津閣圍墻大面積坍塌，月臺及趣亭、碑亭被毀，僅存石碑。1954年，文津閣被改成招待所，隨后，文津閣又經歷了承德市圖書館、熱河畫院等不同時期。 2002年，文津閣周圍水道得到清理，臨時建筑被拆除，單位遷出。2010年，中央財政啟動6億元專項資金，支持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文化遺產保護工程。文津閣是其中的重點維修建筑。通過對主體保護性修繕，碑亭修復等工程，這座承載二百多年歷史風云的文津閣以嶄新的面貌再次呈現在了世人眼前。

烏篷船、烏氈帽、烏干菜， 紹興自古為文人輩出、文運昌隆之地，刻書、藏書代有人才。紹興的私家藏書于清代達到了頂峰，有書可查的就有21家，其中又以李慈銘的越縵堂、姚振宗的師石山房、徐樹蘭的融經齋和鑄史齋、徐友蘭的八杉齋、鑄學齋和述史樓最為著名。 1840年的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一大批有識之士痛定思痛，紛紛主張要求改革現行體制，提倡西學，以夷之長制夷，最終形成了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這股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和維新變法運動同樣波及到了紹興，以陶成章、秋瑾等為代表的仁人志士高舉義旗走在前列，一批開明的地方鄉紳出于救亡圖存的愛國之心，也擁護和支持改良派的改革主張，徐樹蘭即是其中的代表。 徐樹蘭，字仲凡，號檢庵，山陰 (浙江紹興 )人。光緒二年中舉人，授兵部郎中，封一品官職。曾任河南某地知府、鹽運使，后因母病告歸，任地方公益。他較早接受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變法主張，“是紹興頭一個提倡維新的人”。徐樹蘭在因母病還鄉之后，熱心于地方公益事業，曾捐資修筑海塘，發起組織抗災救荒的慈善工作。他一生有兩大貢獻：一是于 1897年創設了紹郡中西學堂 ；二是創辦古越藏書樓 。 借國外“藏書樓與學堂相輔而行”的經驗，于1900 年，開始籌辦古越藏書樓。他首先出資8600余兩，在紹興城西購地一畝六分，建藏書樓，后又耗銀23560 兩用于購書，又花費800余兩用于購置書柜桌椅等器物。樓中藏書，除徐氏家藏外，又購置了新出的譯書及圖書、標本、報章等，使藏書總量達7萬余卷，管理人員 8名 ，印有古越藏書樓章程和書目。徐樹蘭又每年捐洋 1000 元，作為古越藏書樓的日常開支。遺憾的是，徐樹蘭最終并沒有親眼見到藏書樓的落成開放。 長子徐元釗繼承他的遺志，于1903年建成了藏書樓。1904 年正式向全紹興公眾開放閱覽 。 這是一個嶄新的藏書樓，一座近代圖書館在上世紀初的古越大地橫空出世，它標志著延續了幾千年“秘不使人知”的封建藏書走入了歷史。幾乎同時，全國各地各種形式的公共圖書館，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 古越藏書樓開放伊始，即制定了《古越藏書樓章程》，圖書管理、借閱“仿照東西各國圖書館章程辦理”。以室內閱覽為例，每日上午9點至11點、下午1點至5點為閱覽時間。除萬壽節、新年、中秋、清明等節日外，均對外開放。讀者憑牌進樓，對號入座。圖書如有污損，照章賠補。從章程還可以看到，古越藏書樓設總理、監督、司事、門丁、庖丁和雜役各一人，司書之職則設兩人：一人負責圖書借閱，另一人負責報章借閱。章程對每個職位的職責范圍與職權均作了具體的規定，既分工明確又互相照應。整個章程體現了既嚴格管理圖書，又方便讀者利用藏書的思想。藏書樓居然還做到了“閱書者如欲飲茶，茶由本樓供應……閱書者如欲用膳，其膳資理宜自備，本樓雇有庖丁亦可承辦。”可見，藏書樓在為讀者服務方面也頗具特色。 古越藏書樓的藏書宗旨有其鮮明特色：一為存古，二為開新。徐樹蘭本人遠見卓識，是一位具有先進思想和眼光的士紳，在今人之書、西人之書尚不太多的年月，就提出古今中外并重的藏書思想，首先將家藏經史古籍及一切有用之書，全都捐出。其次，還收藏了許多時務、實業等新書。比如，除中國的古農書如《汜勝之書》、《齊民要術》、《農政全書》等之外，還收藏了大量鉛印外國近代農學著作，如《普通動物學等。 古越藏書樓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圖書分類體系。起初，藏書樓是將藏書分為經、史、子、集、時務五部，總體上還沒有越出傳統的四部法的窠臼。后來，又將全部藏書分為學、政兩大部，共48類，開創了全新的分類方法。這種分類體系將中西書籍融為一體，是我國學術史、思想史和圖書分類史上的一個突破。 綜觀古越藏書樓的藏書，足以證明其兼收并蓄的開闊胸懷。與后起的官辦省級公共圖書館相比，古越藏書樓的藏書特色更為顯著，藏書思想更見高明。徐樹蘭參照西方各國成例，制定的一套完善的藏書管理制度與方法，亦為后人所仿效。從中完全可以看出古越藏書樓是具備了近代西方公共藏書特征的開放式私立公共圖書館。徐樹蘭及其所創辦的古越藏書樓在我國近代藏書事業史上無疑有著十分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圖書主要材質是紙張 所以藏書的最大厄運就是火災。中國古代皇家藏書樓和私人藏書樓有不少就毀于大火。比如北宋真宗時王宮失火，殃及藏書樓崇文秘閣，書多被焚毀。明代皇宮內有文淵閣藏書樓，曾分別于正統、正德、嘉靖、萬歷年間四次遇火被毀。明代著名學者錢兼益建有絳云樓，僅因一幼女剪燭灺，就造成樓書盡毀。而有一些皇家藏書樓和私人藏書樓雖歷時數百年，卻絕無火患，至今依然保存完好，比如明代的皇史宬、清代的文淵閣等皇家藏書樓。明代的天一閣和清代的嘉業堂等私人藏書樓就是其中的代表。這些藏書樓之所以能夠保存至今，是與其建造者強烈的防火意識和得當的防火措施密不可分的。今天我們就來探尋其中的防火之道。 先人從歷代藏書樓火災的事例中汲取經驗教訓，在建造藏書樓時從建材、規制、命名、設計布局、制度管理等方面做了防火方面的充分考慮。 一是科學選址。私人藏書樓一般都選擇在相對獨立的空間，使藏書樓與附近的居民隔開，這樣可以避免外界起火殃及。比如天一閣的四周皆有空地，還建起了高高的圍墻，可以防止鄰舍火災波及。 二是使用既堅固，耐火的磚石材料。明代皇家藏書樓皇史宬就是磚石結構的代表建筑。石門、石窗、石椽、石額枋，整座建筑坐落在高大的石臺基之上， 四周環繞漢白玉欄桿，石門、石窗、石椽、石額枋，防火效果顯著。清代皇家藏書樓則多為水磨絲縫磚墻，上覆綠剪邊琉璃瓦。天一閣整棟建筑墻體都使用磚砌，墻周遠離灶火。嘉業堂書樓四周墻基約五、六尺高，都用花崗石砌，房屋采用磚木結構，但走廊的立柱、橫梁均為鋼筋水泥混凝土澆制，每間書庫地板堅固，兩面均裝有鐵皮、玻璃雙層窗戶。 三是配置水源。為使藏書免遭火災，皇家藏書樓附近或建以水池，或以水道與外界水系相連，一旦發生火災，便可就近取水，以水克火。比如文淵閣“閣前浚池，引金水東繞。”文津閣三面臨水，閣的東北部有水門與山莊水系相通。文瀾閣主體建筑前鑿池蓄水，水與西湖相通。天一閣前的天一池常年蓄水。在嘉業堂的 20 畝占地面積中，首先挖了一條環繞四周的小河，書樓主樓正面 10 米多處，開挖一荷花池，總面積約三畝，深 1 米，這兩處水源離書樓的南、西、北三面墻體均在 10 米左右，解決了“遠水救不了近火”的憂慮。在書樓的庭院內擺放四只大水缸，可盛水二十擔，一旦發生火災，取水更為便捷。 四是一書多藏。自古官府藏書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分貯多處可防止不虞之災。清代《四庫全書》編成后，為了安全起見，最初用了六年的時間抄錄正本四部，除一部藏于北京故宮文淵閣外，另三部分別藏于北京圓明園文源閣、熱河避暑山莊文津閣、沈陽故宮文溯閣，四閣又稱“北四閣”。后又抄三部藏于鎮江金山寺行宮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杭州孤山文瀾閣，稱“南三閣”。雖經戰亂，終有文津閣《四庫全書》完整地保存下來。 五是嚴格落實管理制度。清朝文淵閣等藏書樓的樣子不僅仿照天一閣，而且還把天一閣嚴明的防火制度完全照搬。天一閣不許持煙火者入內，登閣禁煙，不許夜登，而且無論何人也不例外。根據這個經驗，皇宮里專門派人晝夜看守文淵閣，除經允許，誰也不許登閣，當然更不許在閣上動用煙火。 此外在建筑物的規模、形制上也有一套講究。比如以“黑”克火。與整個紫禁城金黃色琉璃瓦、朱紅色門墻的暖色格調不同，文淵閣整體色調以冷色為主，使用了黑色琉璃瓦覆頂，綠琉璃瓦鑲椽頭。兩端的墻壁也是黑色實心磚墻。黑墻黑瓦，取五行之說，黑為水，水克火。還有在命名上帶“水”。文淵閣等七閣前六閣名稱中間的一個字都帶“水”字旁，含義是希望“以水克火”。天一閣的名字是從《易經》“天一生水”的含義而來。其他還有紋飾帶“水”、吻獸避災等做法。這些講究難說對于消除火患有什么實際效能，但卻能帶來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 總之，中國古代藏書樓的建設設計盡管存在一些歷史的局限性，但總體而言仍然表現出古人很高的智慧。他們積極的防火意識，獨具匠心的結構布局，以及為了防火采取的各種應對措施，對現代圖書館的防火仍然有著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和鞭策作用。

河北保定在清代曾是直隸省省會，是文人薈萃之地。1733年，雍正發布的法令，令各地建立省級官辦書院。當時的直隸總督正是雍正皇帝最信任、最器重的重臣“模范督撫”李衛。于是直隸總督府在蓮花池的北部建起了蓮池書院。這個書院得到了皇家的高度重視，乾隆皇帝本人就三次親臨此院，并且給書院賜題匾額，由此成為了清代的“全國書院之冠”、“京南第一學府”。這個書院之所以有名，最重要的是聘請到了多位名頭極大的山長。山長就是歷代對書院講學者的稱謂，比如：章學誠、張裕釗、吳汝綸等分別在蓮池書院講學，而這里也教出了許多的高徒，例如：民國大總統馮國璋、晚清最后一位狀元劉春霖，而民國大藏書家傅增湘也出自這個學校。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到蓮池故地重游，他說：“蓮池有名，是因為有蓮池書院，蓮池書院當時在全國是很著名的。”?? 保定蓮池內原有一座典藏古籍繕本的藏書樓名叫“萬卷樓”，這就要追溯到元代。這“萬卷樓”本是元代賈輔的私人藏書樓。賈輔，今天的河北安國人，他雖為武將，卻喜歡藏書。他跟著主帥張柔南征北戰，參與很多大的戰役。那時的元軍還是以殺人越貨為樂，所以每打下一地，元軍的將領都會爭搶金帛和女人，只有賈輔對這些沒什么興趣，每攻克一地，必到當地去搶藏書。經過多年的辛苦搜集，他收藏了幾萬卷書，這在元代是個很大的藏書量。到了蒙古太宗八年，他在自己宅第“雪香園”的北面修起了一座藏書樓，地址就是今天的保定蓮池公園內，起名叫“萬卷樓”。 賈輔雖然收藏了幾萬卷書，但對目錄版本學似乎不在行，他聽說當時天下最有學問的人名叫郝經，并且聽說這位郝經“嗜書成癖”，于是就把郝經請到書樓來幫著自己整書編目。這位郝經果真是大學問家，來到書樓的第二年就替賈輔寫出了一篇《萬卷樓記》。隨著王朝更替，災禍頻仍，萬卷樓歷經多次浩劫，藏書至清初散佚殆盡，樓中僅存刻板40余種。 蓮池書院的創建，使萬卷樓又得到重興。書院建立之初，雍正皇帝賜書院一些圖書，乾隆元年，朝廷又頒發給書院“十三經”、“二十一史”等一些殿版書。所謂殿版書就是清代武英殿修書處編刊的書籍，也就是“內府”等國家主管文化的機構負責監督刻印的書籍。乾隆十二年，乾隆皇帝賜給蓮池書院的“緒式濂溪”匾額曾懸于萬卷樓堂中寶座的上方。乾隆中葉，翰林汪韓門出任山長，請求總督方觀承特撥銀三百兩，購書四百函，擴大了收藏。到咸豐十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汪所購之書只剩一冊登記簿，萬卷樓的藏書幾乎損失殆盡，全樓藏書僅有四櫥。后來，清河道一個叫陶梁人又憑借職權，從中取走180余部。此人寫有《紅豆樹館詞》，也算個文人，不料竟干起竊書賊的勾當。 到了同治十一年，也就是1872年，黃彭年第二次任蓮池書院山長，因為他是大學問家，他當時正替政府編《畿輔通志》，給政府編書當然資金充裕，黃彭年就想辦法從利息中籌措白銀1200兩，為書院購書15111卷。1878年，直隸總督李鴻章撥白銀一千五百兩，購買了《曾文正公全集》等書，加上舊存圖書，藏書已達33711卷。山長黃彭年命品學兼優的學生管理藏書，按經、史、子、集分成四大類，并造冊登記，還編寫了《萬卷樓書目》，黃彭年還特地撰寫了《萬卷樓書目序》和《萬卷樓藏書碑記》刻于石上。這是萬卷樓的全盛時期。這時的萬卷樓，樓上藏書，樓下為書院學生觀書之所，樓前瓦屋三間開設學古堂，講授古學，讀書人趨之若騖。 光緒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八月，英、法、德、意四國聯軍侵略保定，萬卷樓遭到掠奪、焚燒，藏書大部分散失，所剩無幾，萬卷樓從此名存實亡。據說今天在保定市圖書館收藏的《楚記》一書的書頁上，還留著這群強盜的刀痕。 1907年9月，直隸總督袁世凱調任軍機大臣，接替者楊士驤來到保定，看到蓮池書院的慘相，決定恢復這個藏書樓，于是他請來了盧靖恢復原有的書樓，并將書樓更名為“直隸圖書館”。這“直隸圖書館”便是河北省圖書館的前身了。

在今天的保定蓮池公園內有一座灰色的西式洋樓，它就是長江以北地區最早的公共圖書館“直隸圖書館”舊址。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清廷以明升暗降手段將直隸總督袁世凱調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并入京供職，同時任命與袁世凱關系非常緊密的楊士驤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楊士驤字蓮府，安徽泗州人，年幼時孤苦貧寒，光緒十二年中進士，后不斷升遷，先后在直隸、江西任職。光緒三十四年六月，楊士驤任直隸總督。為收攏直隸文人，重新把保定蓮池建成讀書治學之所，進士、編修出身的楊士驤下令對保定蓮池加以修繕，親題“水東樓”、“觀瀾”二匾，同時撥銀四千八百兩交當時駐保定的直隸提學使，相當于省教育廳長的盧靖，選擇在古蓮池園林東北角，水東樓北邊，原來用來養鹿的一塊地方，蓋了一座二層四十二間的雙層西式圖書館小樓，占地269平方尺，平面呈“凸”字形，凸出部分的三層樓頂部建有鐘樓，館名由盧靖題寫。盧靖，1856年生人，字勉之，號木齋，湖北沔陽（今仙桃市）人，曾先后擔任過贊皇、南宮、定興、豐潤等縣知縣和保定大學堂督學等職。辛亥革命前任直隸提學使，近代著名藏書家、數學家。盧靖少年時家貧，常到一書商處讀書，書商見其好學，便讓他整理書目以抵書費。盧靖在此期間博覽群書，也立下宏愿：將來一旦得意，一定要開辦圖書館，讓有志讀書之士能有讀書處。直隸圖書館的建成不僅讓盧靖一償夙愿，也讓書籍開始惠及平民，正式開始它服務社會的百年歷史。 圖書館建起來了，書從哪里來呢？楊士驤計劃將直隸各地散佚的先賢古籍收集于此，以供學者或讀書人閱覽，在當時省城保定建立起一座近代化意義上的圖書館。楊士驥決定將原保定蓮池書院萬卷樓劫后幸存的古籍圖書繕本全部移入新建立的直隸圖書館，同時向直隸圖書館添置一些新書。據記載，蓮池書院萬卷樓藏書全部移交給直隸圖書館時，所接收的圖書為：經部231種；史部763種；子部553種；集部660種；叢書90種；類書130種；東文書118種；西文書135種。隨后直隸圖書館又購置了一些新書和報刊雜志，于1909年11月正式對外開放閱覽。民國以后又將直隸高等學堂的影印本《古今圖書集成》和蓮池暫存于徐水漕河慈航寺中的《大清三藏圣教真經》全部移入。據記載，到了1916年，保定直隸圖書館藏善本圖書達 5000 余種，常本書 2900 余種，東文書 200 余種，西文書 10 余種。閱覽人數全年達到1100 余人。 直隸圖書館設有藏書室、閱書室、接待室和事務室。他的理念仍舊以圖書的保存為宗旨，以管理圖書為主要工作，因此，它對圖書館讀者的服務是有償的、有限制的，服務意識淡薄，閱覽者閱覽須繳納費用，且手續繁瑣，而且館藏書概不出借。圖書館每日早九點售券，午后四點鐘閉館，每星期一圖書館整理書籍，停止出售閱覽券。凡是想閱覽圖書館圖書者先買票入蓮池公園，再購閱覽券，每人一張，銅元二枚。閱覽者用閱覽券換取領書證，填寫需要何種圖書，并將領書證交給圖書館司書，才能進入閱覽室。直到1928年直隸圖書館更名為河北省立第二圖書館時，取消了門票制，實行免費閱覽。 直隸圖書館的發展經歷了多次閉館、開館，先后更名為“直隸省立第二圖書館”，“河北省立第二圖書館”，“河北省立保定民眾教育館”。保定蓮池圖書館”。1948 年 11 月24日，保定解放，它改稱為保定文化館圖書館，1953年命名為河北省圖書館。1958 年，河北省會遷往天津，河北省圖書館與保定市圖書館合并為保定市圖書館，原直隸圖書館保留下來的圖書最終流向了保定市圖書館。在保定市圖書館現存的古籍中，有一部分還鈐有“蓮池書院藏書”、“直隸圖書館藏書”印章，成為我們研究直隸保定藏書和直隸圖書館的重要資料。 直隸圖書館建于清末，歷經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在動蕩中艱難發展，直到新中國成立。它從以保存文獻為宗旨，逐漸走向以傳播知識為主，從閱覽收取費用到免費，從館藏以古籍為主，到不斷增加各類圖書，其發展是中國圖書館歷史發展的縮影，為當時其他圖書館的發展提供了借鑒，為保定乃至直隸省的文獻保存、文化傳承以及直隸省的圖書館事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我國的圖書館歷史悠久，只是起初并不叫“圖書館”，而是被稱為閣、 院、堂、齋、樓等等。一般又通稱為“藏書樓”。明清的時候，私人藏書進入了鼎盛時代，藏書樓稱呼便開始風行一時。私人藏書家們往往要將自己的藏書之所標之以“XX樓”、“XX閣”的雅稱，著名的比如：浙江寧波范欽的天一閣、山東聊城楊以增，楊紹和父子的海源閣、浙江湖州陸心源的皕宋樓、浙江錢塘丁丙，丁申的八千卷樓、江蘇常熟瞿紹基的鐵琴銅劍樓等等。就是一些沒有幾本藏書的的文人士大夫們，也常常把自己的書房書齋也取一個藏書樓的名號來附庸風雅。這種風氣甚至也影響到了官方的藏書，許多皇家和官府的藏書機構也開始仿效民間的藏書樓，冠之以各式藏書樓的名號。這樣一來，“藏書樓”就成了古代各類文獻收藏的統稱。就是到了近代出現的一些早期新型圖書館，它也標以藏書樓之名，比如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古越藏書樓、皖省藏書樓等等。 與藏書樓源遠流長的歷史相反，“圖書館”一詞在中國是個完完全全的外來名詞和近代文化現象。圖書館一詞，在西方語言中基本上有兩種說法，其一是Library， Library源自拉丁語的Liber ，意為樹皮。因為樹皮曾用作書寫的材料，所以在意大利語中把書店叫Libraria ，而法語中則把書店稱作Libraries 。這個詞后來由法語進入英語，就成了Library。對于Library，另一種說法是來自希臘語。中國人最初都翻譯為“藏書樓”或“公共藏書樓”。 中文“圖書館”一詞的最直接來源出自日文“図書館（ライブラソー）”，最初是由梁啟超引進到中國來的。1896 年9 月在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上，首次出現了“圖書館”一詞。但是這一新的提法似乎并沒有馬上為國人所接受，一些早期的近代圖書館仍以“藏書樓”為名的居多，也有的稱“書藏”、“書籍館”、“圖書院”、“藏書院”等等。從20世紀初年起，使用圖書館一詞的文獻和機構才開始多了起來。例如，1900 年9 月的《清議報》上就有一篇名為《古圖書館》的文章；1901年6 月的《教育世界》也刊登了一篇《關于幼稚園盲啞學校圖書館規則》。 圖書館一詞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所正式采用是在1903年，清政府頒發了管學大臣張百熙主持制訂的高等教育綱領《奏定大學堂章程》，其中提到：“大學堂當附屬圖書館一所，廣羅中外古今圖書，以資考證”，并規定其主管人為“圖書館經理官”。第一個采用圖書館名稱的正式官方藏書機構是京師大學堂圖書館。是在《奏定大學堂章程》頒布后，由京師大學堂藏書樓改名而來，藏書樓的主管人也由“提調”改稱圖書館經理官。直到1904 年，湖南圖書館、湖北圖書館和福建圖書館相繼成立，圖書館的名稱才開始在社會上通行，其后各地出現的各種新型藏書處所多數都稱之為圖書館。 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戴鴻慈等5位大臣出訪歐美，兩人在考察期間，發現國外名都均設有官方公共藏書機構，民眾教育普及，令他人耳目一新。回國后他們遞上一道奏折，對西方公共圖書館極為稱贊，認為圖書館在啟迪民智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要求清政府下諭，由學部主持，在各省設立圖書館，以便在精神文化、民風民俗方面向歐美先進國家靠攏，這是中國官方仿照西方普及公共文化設施的起點。當時清政府正在準備“預備立憲”，而出洋考察政治正是為實行君主立憲所做的準備工作之一，所以預備立憲是當時清政府的重大舉措。奏折遞上之后立即受到清政府的批準，指示學部去辦理。學部接連不斷地向各地發文，催促“迅速籌設圖書館，以稗教育二開民智”。于是，京師圖書館的創建就在計劃當中了。 1909年學部上奏，請求設立國家級圖書館。9月9日清政府批準興建京師圖書館，四品翰林院編修繆荃孫為首任監督，館舍設在北京什剎海后海北岸廣化寺。隨后，清政府又頒發了《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這樣才使得圖書館的名稱在我國最后確立了下來。

清末民初是現代圖書館事業創立和迅速發展的時代，官辦圖書館成為主流。但這一時期私人及團體興辦的圖書館也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最負盛名的是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及東方圖書館。 涵芬樓的創辦者是著名現代出版家張元濟。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出身于書香門第，藏書世家，他的祖上是海鹽藏書、刻書名家，至張元濟已經十代。張元濟是光緒十八年進士，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因積極參與戊戌變法活動，失敗后被革職。1902年加入商務印書館，先后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文史館館長。 從1904年開始，張元濟著手籌建商務印書館圖書館，取名涵芬樓。其初衷是為滿足編譯所的工作需要，并為影印出版古籍準備底本。 1906年，晚清著名四大藏書樓之一陸氏皕宋樓藏書出讓。張元濟聽聞，立即與陸氏后人聯系，愿意以八萬元收購。但最后陸氏卻以十萬元之價賣給了日本財閥，令張元濟痛心疾首。 此次阻止皕宋樓藏書外流的失敗，激發了張元濟搜求典籍、搶救國寶的決心。在其后的幾年間，涵芬樓陸續搜集了紹興徐氏、長州蔣氏、太倉顧氏、清宗室盛氏、豐順丁氏、江陰繆氏等諸多藏書大家出讓或散出的圖籍，藏書日漸豐富。 張元濟在不遺余力收集古籍善本的同時， 還大力收集地方志文獻， 成為當時收藏地方志文獻僅次于國立北平圖書館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的收藏機構，居全國第三位。此外還收集了大量晚清以來我國各地出版的各種報紙雜志，還有外文原版圖書2萬余冊， 其中有15 世紀前出版的當時十分稀見歐洲古籍多種。至民國初年，涵芬樓已經富甲一方，成為稱盛一時的著名圖書館。 在1921 年為紀念商務印書館創立25 周年之時，張元濟提議創辦公共圖書館。商務印書館出資在上海寶山路商務總廠對面建造了五層樓鋼筋混凝土大樓，將涵芬樓藏書移入，又增添報刊、商務版圖書等閱覽室，定名為東方圖書館，王云五任館長。1926 年5 月3 日， 正值紀念商務印書館建館30 周年之際， 東方圖書館正式開館對公眾開放。1928年又增設兒童圖書館。1929年設置流通部，采購新書數萬冊，供讀者借閱。至1931年，已有藏書50余萬冊，其中中文圖書約40萬冊，善本書3745種、35083冊。東方圖書館是當時最大的私立圖書館，無論是藏書數量、質量，還是其先進的理念和辦館方針，都堪稱是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圖書館之一，為社會文化和學術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1932年日本侵略軍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爆發，1932年1月28日，日軍突襲閘北，翌日10時，四架日軍水上飛機輪番轟炸商務印書館印刷所、編譯所和東方圖書館。東方圖書館的五層鋼骨水泥大樓被炸毀，當時濃煙蔽空，紙灰飛達十余里之外，館內所藏圖書、目錄卡片以及編譯所、印刷所的書稿、圖版、機件、紙張原料等，全部化為灰燼。”3月2日，日軍侵占閘北后又派兵侵入商務印書館縱火焚燒，五層大樓成了空殼，其狀慘不忍睹。張元濟與同仁們抱頭痛哭：“連日勘視總廠，可謂百不存一，東方圖書館竟片紙不存，最為痛心！工廠、機器、設備都可以重修，唯獨我數十年辛勤收集的幾十萬書籍，今日毀于敵人炮火，是無從復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這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場罕見的浩劫，令中外震驚，蔡元培先生等許多知名人士多次致電要求國際聯盟制止此類破壞文化事業及人類進步的殘暴行為。據國際聯盟調查團調查統計，僅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即損失中文藏書268000冊，西文藏書約8萬冊，圖表照片約5000冊；連續收藏的中外著名報刊約4萬冊；幾十年重金購入的珍籍善本書3203種，29713冊；新購進的私人所藏善本書約4萬冊；方志2641部，25682冊；目錄卡片約40余萬張。可謂價值連城無法估計。據后來披露的史料證明，日軍對全國最大的文化機關商務印書館的轟炸完全是預謀的、有針對性的。當時的侵華日軍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幸一就曾直言不諱地說：“炸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其狼子之心昭然于世。 輝煌一時的涵芬樓及東方圖書館不復存在。但永遠留存史冊的是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及其創始人張元濟的精神和業績。1987年在浙江海鹽建立了“張元濟圖書館” 以紀念張元濟對文化、出版和圖書館事業的貢獻。 ?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生于河北省樂亭縣。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不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同時也是成就卓著的圖書館學家，中國現代大學圖書館的奠基者，出色的大學圖書館館長。對我國圖書館學的研究和發展做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是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基人。 1918年初，三十歲的李大釗經原北大圖書館館長章士釗的推薦，由校長蔡元培聘請，接任圖書館館長一職。在此后任職的5年里，他對北大圖書館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和改革，開啟了北大圖書館現代化的進程，將其建設成為在全國領先地位的、具有重大影響的一流大學圖書館。 李大釗剛接手圖書館管理工作時，就通過友人了解日本、英國、美國圖書館管理方面的情況，通過這些信息，李大釗掌握了圖書館工作的重點，吸納和參照西方國家的理念與治理模式，全面系統地改革和整頓圖書館管理制度。 他對現代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制度建設方面有鮮明的見解，明確提出：“古代圖書館與現在的性質完全不同。古代圖書館不過是藏書的地方，管理員不過是守書的人。他們不叫書籍損失，就算盡了他們的職務。現在的圖書館是研究室，管理員不僅只保存書籍，還要使各種書籍發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質。” 他上任三個月后便擬定了《修正圖書館借書規則》。改變了以往藏書樓式的開館時間短且不固定的陋習，實行開架式借閱， 大幅度延長開館時間，到1919年5月，開館時間已經延長為上午 7:30- 12:00，下午1:00- 6:00， 晚間 7:00- 9:00，每天開放的時間達 11個半小時，這在當時無疑是開館時間最長的圖書館之一。為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寒暑假也堅持開放，例如，1919 年的暑假，放假的 80 天里，圖書館每日上午8時至12時開放，閱報室則延長至下午5時，滿足了在校讀者的閱讀和研究需求。 1917 年初， 北大已經是一所擁有 1500 多名學生、分為文、理、工、法、預五科的近似于現代綜合性大學的學校。但北大的圖書館藏書卻遠遠跟不上學科建設，為了增加藏書的數量和種類， 李大釗進行了大膽的探索。他發布《圖書主任告白》， 希望借閱藏書量少的化學書籍的師生盡量在閱覽室閱覽而不將圖書借出，其他人所借圖書盡可能如期歸還; 孤本書概不外借;鼓勵個人將圖書寄存于圖書館， 允許其他師生在館中閱讀;號召個人和部門向圖書館捐贈書刊。針對一些讀者借書后長期不還的頑癥，果斷采取措施，以收取滯納金的方式給予糾正。他又經過努力促使校圖書委員會通過了每年購書經費6萬元的決議。他甚至利用一戰后德國馬克貶值的機會，大量購置德文版書籍， 其中包括康德、黑格爾學派和馬克思主義著作。通過一系列的措施，逐步建設起高質量和適用的藏書保障體系。1917年底， 圖書館藏書為14萬7千余冊，中外雜志 120 種。到1920年，藏書已達 16萬余冊， 訂購雜志近 600 種，中外報紙40種左右。到 1923年， 藏書已達 18萬余冊。北大圖書館藏書數量， 當時居全國大學圖書館第一位和全國圖書館第三位。 李大釗十分重視目錄建設，整理編制出多套卡片目錄，滿足了讀者查閱館藏信息和相關研究工作的需求。 他首次在圖書館中聘用文化層次較高的“助教式”工作人員。組建起了高水平的業務骨干隊伍。這類館員占全館職員總數 15 人中的近一半。 他還承擔了北京高等師范舉辦的“圖書館教育”課程的講授工作。這是我國圖書館界首次舉辦的講習班。 1918年12 月21 日他聯合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匯文大學等單位成立了北京圖書館協會， 任“中文書記”。該協會決定實行各館“圖書互借”和“互換出版物”，這開創了中國圖書館之間合作的先例。 正是有了蔡元培、李大釗這樣杰出的領導，北京大學圖書館在“五四”運動前后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在圖書館管理的實踐過程中，李大釗從一位讀者轉變為一位管理者，從一位圖書館管理工作的外行轉變為深具特色的圖書館專家，以其豐富的經歷和責任感，創建出了具有代表意義的北大圖書館的管理模式與成就，也正是因為他的卓越建樹，80年后，《世界圖書情報百科全書》稱他為“中國現代圖書館之父”。

從1918年1月至1922年12月，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李大釗曾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長達5年時間。期間一方面，他挑起了北大圖書館管理現代化的重任；另一方面，在他的領導下，北大圖書館實際上成了我國最早的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思想陣地。同時，李大釗也是在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期間完成了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 當時的北大圖書館館長室有兩間房，一間是李大釗的辦公室，另一間是接待室。1920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就是由李大釗主持，在北大圖書館館長室成立的。那間接待室，是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和進步人物經常集會的地方。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少年中國學會、《每周評論》編輯部等，也以北大圖書館為主要活動地點。 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時，購買了一大批國內外進步書刊，其中有《新青年》、《勞動者》、《先驅》、《蘇維埃俄國》、《新俄羅斯》、《共產主義者》等十余種進步雜志，以及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日文版的《資本論》、《資本論大綱》、《馬克思傳》等40余種馬列主義的著作。還開辟了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專題閱覽室。 受到北大圖書館直接影響的有一大批追求進步的青年，他們當中有鄧中夏、羅章龍、毛澤東、張國燾、劉仁靜、張申府、高君宇、何孟雄等，都是后來中國政壇的風云人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毛澤東。 毛澤東曾先后兩次到北京。在這兩次北京之行中，李大釗都對毛澤東的思想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1918年夏，毛澤東自湖南第一師范畢業。為了解決繼續求學的問題，他與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組織了一批青年，準備赴法國實行勤工儉學。同年8月19日，他們第一次到達北京，來到了北京大學。當時的北京大學，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傳播的中心，也是新舊文化、新舊思想激烈交鋒的場所，尤其是時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正以震聾發聵的時代強音，向人們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學說，使胸懷救國志向的熱血青年看見了一條尋求真理的道路。毛澤東此于是決定留在北京大學一段時間，以便汲取思想營養，研究自己國家的問題。此后，他在北大學習和工作了約有近半年的時間。 毛澤東既然決定留在北京大學一段時間，首先要解決的一大問題是生計問題。他曾說：“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朋友的錢來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馬上找工作不行。我從前在師范學校的倫理教師楊昌濟當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的館長。這個人就是李大釗，他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以后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八塊大洋。”他說：“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他還同李大釗一起整理過書刊，協助他人登記圖書目錄等。 李大釗為毛澤東安排了圖書館的工作職位，使毛澤東解決了生計的問題，也創造了兩人經常接觸，一起共事的機緣。同時，毛澤東可以在校內自由旁聽和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廣泛地結識活躍于北大的各方面著名人物，通過與他們的座談、討論，了解、比較各種思想、主張，從中獲取有益的知識。其中尤其是李大釗的思想、觀點，對他發生了直接的影響作用。毛澤東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認真踏實的工作態度，深得李大釗的贊賞。他親自介紹毛澤東加入著名社團-少年中國學會。毛澤東后來在與斯諾談話時深情地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1949年3月，毛澤東和中央領導機關自河北省西柏坡遷入北平。毛澤東不禁回憶起30年前的往事，感慨地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里呢！”

在紅都瑞金的葉坪重點文物保護區內，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前面的右側，有一塊 30 余平方米的墻基，這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圖書館遺址。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圖書館的創辦，與時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有直接的關系。眾所周知，毛澤東酷愛讀書。當他相對安定地住在葉坪時，就產生了在這里辦個圖書館的想法。這個想法，隨著紅軍收集的書報和蘇區自產印刷品的增多，尤其是紅軍攻下漳州，而變成了現實。 1932年4月，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紅軍東路軍攻克閩南重鎮漳州，繳獲了國民黨當局的一大批圖書、報刊資料。毛澤東非常興奮，將它們運回瑞金，這批圖書便成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圖書館藏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央圖書館成立后，有效地開展了圖書征集、收藏和借閱等工作。中央圖書館藏書以漳州戰役繳獲的大批圖書和報刊資料為基礎，采取接受團體或個人贈送和向社會購買等方式來豐富館藏。為此、中央圖書館相繼在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報上刊啟事，函征各機關團體贈送書籍、刊物，采購“特別優良圖書”。這得到各方的響應與支持。僅1932年9月至10月，中央圖書館先后征集到數十種圖書和刊物，其中有《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糧秣經理教程》《小學法規詮釋》《戰術原則之應用》等。 為便于管理，。中央圖書館配有專職干部管理圖書及借閱工作。為充分發揮館藏圖書的作用，制定了相應的規章制度，并且擇要刊登在《紅色中華》報上，以求得廣大讀者的理解與支持。1932年9月中央圖書館頒布了《圖書閱覽規則》和《圖書出借規則》，對圖書的借閱手續、圖書管理辦法做了詳細的規定。這使得圖書管理工作有章可循，逐步走向正規。除此之外，中央圖書館還開展了郵寄借閱業務，這對于在前方浴血奮戰的紅軍指戰員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值得一提的是以一個圖書館的名義，在中央政府機關報上不時刊登業務啟事，這在和平時期也不多見，何況戰爭時期。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從來都是重視文化建設的。 中央圖書館的服務對象， 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礎或研究能力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員以及其他機關、團體、部隊、學校的工作人員，這不僅方便了廣大軍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更是中央圖書館的忠實讀者，經常到這里借閱馬列著作和文史類書籍。1957年， 毛澤東曾談起過當年的讀書生活。他說:“1932 年 秋開始， 我沒有工作， 就從在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 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 讀了這本，又看那本， 有時還交替著看， 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后來寫成的 《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瞿秋白到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員后，他以極大的熱情關注著中央圖書館的建設，經常到館借閱圖書和指導工作。并成為這里的常客。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圖書館藏書裝箱隱藏在瑞金西部的高陂村，后被國民黨發現，掠走33箱。其余藏書一度散落各處。值得慶幸的是，瑞金解放后不久，原來散落民間的部分中央圖書館藏書陸續收回，并集中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收藏，后經清查整理編印了一本 《中華蘇維埃中央圖書館藏書總冊目錄》。這批加蓋有“中華蘇維埃中央圖書館”印章的圖書藏書總冊為 1429 冊， 包括政治、法律、經濟、文化、 科學、教育、體育等類圖書，內含線裝書 323 冊。其中不乏善本、珍本，甚至孤本。另有報紙、雜志 303 份，此外還有布告、標語、地圖、傳單、信件等333 份。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座誕生于烽火硝煙中的紅色國家圖書館，雖然館舍不大，藏書種類卻是相當豐富。在提高黨和紅軍干部的馬列主義水平與文化水平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延安中山圖書館是延安時期規模最大、影響最廣泛的公共圖書館。它作為陜甘寧邊區 100 多個圖書館中最耀眼的一個，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辦館方向、辦館形式、創業精神、工作作風等方面都反映了革命圣地延安所特有的嶄新的面貌和革命風格，是三四十年代中國圖書館事業的一面光輝旗幟。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從保安遷往延安。為滿足各機關干部閱讀書報的要求，在延安建立了以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中山圖書館。1939 年秋，為適應延安各機關、學校和各界人士學習研究的需要，黨中央決定將中山圖書館恢復擴建為公共圖書館，由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任館長，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領導并負責具體籌備工作。 中山圖書館的新建館址，一開始選定在中央青委所在地延安大砭溝里一公里多的陽坡上。大砭溝里有許多文化機關。溝口是全國青聯和東北救亡總會延安分會，溝里有青年俱樂部、文化俱樂部、八路軍軍政學院等，所以又叫做青年文化溝。館址選定后，就開工打窯洞。因經費緊缺和地形的限制，只能打三個大窯洞，接著在窯前蓋了三間平房。平房設計了木格窗子，同時請當地木工做了一批書架。經過幾個月時間的修建與準備，中山圖書館于1940 年 7 月 7 日 ，抗戰三周年紀念之日正式開放閱覽。開館之日，延安各界人士前往祝賀和參觀，大家都把它當成延安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由于圖書報刊增加很快，讀者也越來越多，原來的館舍不夠用了。1941 年春，經中央青委批準。決定在大砭溝南側山坡上另建新址。在這里打了 14 孔窯洞，除 3 個窯洞用作辦公室外，其它 11 個窯洞全部用來作書庫，每個窯洞放4 排書架。新館址建成后，請毛澤東主席題了 “中山圖書館”5 個雄健有力的大字，拓下來刻在木板上，涂上黑油漆。館里在山坡下修了兩垛磚柱子作為大門，把毛主席寫的 “中山圖書館”的大牌子掛上，顯得十分莊重大方。 中山圖書館的藏書規模，在當時的延安是最大的。據 1940 年 7 月正式開館時統計，存有圖書 5000 余種，約1萬冊左右。全國各地出版的報紙雜志不下百種。這些藏書有幾個來源:有1938 年敵機轟炸前的中山圖書館的館藏的、有多方搜集運回的、有個人捐贈的、有從新華書店購買的，有延安各界人士通過各種渠道捐贈的。 中山圖書館在創建和發展過程中，始終受到中共中央和許多領導同志的重視與關懷。1939年冬為籌建新館，毛澤東帶頭捐款 300 元。彭德懷也向中山圖書館捐款 200 元。邊區政府、八路軍總政治部等黨政機關也紛紛捐款。一個月內就收到捐款近千元和一大批圖書。全國各地愛國抗日人士以及重慶、桂林、昆明、西安等地的進步書店也紛紛給中山圖書館寄贈書報。館里還經常收到香港、巴黎和東南亞各國的國際友人和海外僑胞寄來的書報雜志。1940 年春，周恩來到中山圖書館借書。圖書館工作人員提出，請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代為購買一些圖書。辦事處通過各種渠道買了一批書刊雜志，運回了延安。 到1943年，中山圖書館中山圖書館已成為一座藏書達到三萬冊的公共圖書館，延安的干部、戰士、群眾都可以到這里來借書、閱報。館內設置圖書室、材料室、參考室、閱報室、雜志室五個部室，建有健全的借閱制度。 中山圖書館很注意配合抗戰形勢，給在前方作戰的我軍將士提供精神食糧。1938 年夏，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在視察晉察冀根據地后指出，前方最缺乏精神食糧。中山圖書館率先響應，共向前線將士捐贈了各種書報 7000 多冊。 不少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進步人士和國外的記者，到延安后看到中山圖書館陳列的中外圖書、報紙，感到十分驚訝，這也使“延安沒有書卷氣”的誣蔑之詞不攻自破。 中山圖書館作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延安的規模最大的公共圖書館，密切配合抗戰形勢的需要，利用圖書報刊，為革命戰爭這一中心任務服務，在傳播馬列主義、宣傳黨的路線、提高廣大干部戰士的理論與文化水平、教育與動員民眾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為鞏固根據地的政權和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中山圖書館也為我黨保存了一大批戰爭年代的珍貴文獻，培養了我黨領導下的一批優秀的圖書館工作者，并在辦館方針、文獻的收集與交流、讀者服務、科學管理等許多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在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史上寫下了具有特殊意義的光輝篇章。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平津相繼陷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的圖書館由此開始了一場萬里大遷徙。 三校南遷到長沙后，成立了長沙臨時大學。臨時大學圖書館只維持了幾個月的時間。1937年底，南京陷落，武漢危機，局勢驟然緊張起來。1938年1月，臨時大學奉命遷往昆明。圖書館的全部圖書，共裝了四百余箱，經粵漢路運至廣州，再取道香港至越南海防，從滇越路進入云南，經歷了千難萬險，歷時三月，終于在三、四月間陸續運抵昆明。 1938年4月，臨時大學全部遷至昆明，正式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圖書館也定名為國立西南聯大圖書館。初到昆明時，學校沒有固定和集中的校舍，圖書館也幾經變動搬遷。直至1939年夏，西南聯大在昆明大西門外的新校舍落成，圖書館才有了固定的專用館舍，結束了到處打游擊的局面。 新圖書館館址位于新校舍北區的中央，是一座丁字型的瓦頂平房，前部是一間能容納八百人的大閱覽室，后部是一座可容書十萬冊的書庫。盡管有了新的館舍，但條件仍是十分艱苦的。每到昆明的雨季，簡陋的館舍就會漏雨，許多學生只好打著雨傘看書。西南聯大的學生大多數是流亡學生，無錢買書，讀書考試只能依靠圖書館，而圖書館的座位和參考書又不夠使用，因此學生們每天都要到圖書館“搶位子，搶燈光、搶參考書”，借書處也要排長隊。 學生們在圖書館找不到座位，就只好到街市上的茶館里去看書，于是校舍附近的許多茶館便應運面生。當年的聯大學生、著名作家汪曾祺回憶說：“聯大圖書館座位不多，宿舍里沒有桌凳，看書多半在茶館里。聯大同學上茶館很少不挾著一本乃至幾本書的。不少人的論文、讀書報告，都是在茶館寫的。”昆明街頭的大小茶館，竟成了西南聯大圖書館為數眾多的“分館”。 生活、學習條件之艱苦，不僅僅限于學生，西南聯大的教師和職工都是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生活和辦學的。據核計，1943年聯大教授每月的薪金已由戰前三百多元降至相當于戰前的八元三角，只能維持全家半個月的最低生活，圖書館一般職工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他們不避艱難困苦，懷著“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的愛國精神，勉力支撐著風雨飄搖的西南聯大圖書館，成為一段可欽可敬的佳話。 西南聯大時期，圖書館只能得到少得可憐的一點購書經費。據記載，1938年每月的購書預算僅為4300元，實際得到只有1868元； 1939年每月購書預算僅為5966元，實際得到只有2982元。而且由于貨幣的大幅度貶值，實際的購書費買不了幾本書刊。直到1941年，西南聯大獲得三萬八千元美金撥款，其中圖書費約占21400元。雖然有了少量的經費，圖書館卻很難買到書，上海、武漢失陷后，滇越鐵路中斷，內地圖書訂購變得十分困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滇緬路已不通，國外購書的渠道也告中斷，已經訂購的一批圖書也在運輸中遺失。西南聯大圖書館只能憑著少量的經費，在昆明各舊書攤中尋覓選購教學用書，真可謂艱難備至。 除了生活和工作上的種種艱辛外，敵機還經常來昆明轟炸，空襲警報一響，圖書館就要攜帶貴重圖書和讀者一起到山溝里隱蔽，警報解除后還要盡快恢復開放。為避轟炸，除必要的參考書外，大部分圖書都要存放在鄉間。1941年8月14日中午，日寇出動轟炸機二十七架，以西南聯大圖書館為目標轟炸，投彈數十枚，致使書庫北部中彈倒塌，閱覽室的屋頂和門窗震壞，并引起火災。經奮力滅火和搶救，幸未造成大損失，圖書被毀僅二三百冊，但閱覽室的雜志和報紙卻因水淹土壓而全部報廢，館中設備也大部損壞。經奮力搶救，轟炸后僅一個月圖書館便修復開放。 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西南聯大圖書館非但沒有被壓垮，反而在困境和硝煙中成長壯大，成為一所頗具規模的戰時大學圖書館，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正如嚴文郁館長在1941年所說：“本館于此狂風暴雨之中，誕生，洗煉，茁壯！”西南聯大圖書館創造了中國圖書館史上的一個奇跡。 抗戰勝利之后，西南聯大于1946年5月宣告結束，北大、清華，南開先后在平津復校。西南聯大圖書館所藏的圖書，部分留交昆明師范學院，其余裝箱北運，西南聯大圖書館結束了它為期八年“笳吹弦誦在春城”的歷史，在中國圖書館的歷史上留下了永遠令人難忘的一頁。